心理导读：所谓别人的生活，也就是自己的生活，这必是老生常谈的道理，但实在是少有人真正注意这一点。 ——

这几个字在脑袋里盘旋实在太久了。最初，我想它适合做一首诗的题目，可不管如何翻来覆去，也写不出这首诗来。又觉得用那无法归类的闲散文章来写，或许更好，这文章也是越拖越艰难，直到有一天我想到，也许，它在我心里的漫长和重要，不止是一首诗，一篇散文，同时也是一篇小说。

我只能先写这个文章了。在微博上爆出这个题目，好多朋友都说，写吧，要等着看看。可见，不只是我，许多人对别人的生活都是极感兴趣的，又或者，他们把我和我的文章，当做了一种“别人的生活”。所谓别人的生活，也就是自己的生活，这必是老生常谈的道理，但实在是少有人真正注意这一点。我们经常弄混那作为个体的别人和作为整体的别人，以至于也就经常忽略了别人，当全世界都充满你的时候，你是不存在的。

于我而言，发现别人和别人生活的慢慢路途，也正是自我的意识真正形成的过程，这路途有前半程和后半程，前半程大致是拼命地要把自己从别人那儿拉出来，而后半程，则又要把自己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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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小时，并没有清晰的别人的概念，倒是首先有了别人家的概念。大概是七年前，在牙老的课上，他说：人们都是看着邻居过自己的日子的。我醍醐灌顶，这句话像手术刀一样帮我划开了一个世界。谁人不是呢？邻居家有了电视，咱们家也得有，邻居家又有了冰箱，这个，咱们家还是得有。邻居家的烟筒冒烟了，咱们家也该生火了，邻居家的灯亮了，咱们的手就伸向了灯绳。别人的生活，也就是别人家的生活。我也就才明白，从懂事起自己的所有好奇，都是对别人的生活的好奇。小时候，大概是因为家里境况一般，我脑海中盘旋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家都吃什么饭呢？尽管我知道村里绝大部分人家的伙食都大同小异，可是具体到某一顿饭上，我还是好奇得不得了。是面食吗？是米饭吗？炒菜了吗？是不是有肉？就算也是米饭，和我们就家的米饭一样吗？如果恰好在一个饭点，走进别人家的门，我就会偷瞄人家的饭桌，想知道答案。人们会客气地问吃饭了吗，要不要一起吃，坦白吧，我想一起吃。因为除了对他们吃什么的好奇，心里还残存着另一个偏见——别人家的东西，似乎是比自己家的要好吃些，至少它是不同。

后来读初中便开始住校，离开家，家庭不再成为生活的主要场景，我渐渐意识到“我”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不一定总是同步的，同样的时间和事物，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在初中时，我常年穿的是母亲做的布鞋，同学中有人穿着漂亮的运动鞋，我也很想有一双。在那时，我以为运动鞋对每个孩子来说诱惑力是一样大的。现在，我知道这是误解，对于轻易能买到运动鞋的孩子来说，运动鞋完全不是诱惑。

同事讲过一件事，说小区里的妈妈们三五成群，你和什么样的妈妈群体在一起，决定了你要做什么样的妈妈。如果这个群体里，每一个都热衷于谈论报班、补课、学特长，你就很难不去这么做，否则你和你的孩子都将失去安全感，除非你转移到另一个完全不这么干的妈妈群。这时候，别人的生活，就不仅再是展示意义上的别人，它悄然地隐藏了一种强力，迫使你不得不跟着潮流走。这就好像，我们在在一个巨大地人群里时，是很难有自己的方向的，你只能根据旁边人来定位自己。别人的生活，实在就成了你的生活。

05年，本科毕业前一周，我不知怎么染上了水痘，被隔离在师大的校医院里，不能见任何人。那时，整个病房里只有我自己，除了每天几次给长了水痘的脸和手臂涂药，大部分时间都是百无聊赖，书也看不下去。我知道外面的同学们都在忙毕业，把四年来聚集的各种证件退掉，领回许多新的证明和表格，吃散伙饭，感伤，但我只有一个人在医院的病房里苦熬。我觉得自己被抛离了，完全离开了生活轨道。这个特殊的时期，我被实实在在地和别人区隔开来。我被绑在柱子上看着人们狂欢，甚至都不是看着，而只能想象。唯一的乐趣就是想象着别人的生活。我站在窗口，看楼下马路上经过的人们，学生、工人、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人，看着他们来来往往，奔着某个目的地而去。这种感觉好奇怪，好像我是电视里的人，而其他人都是实实在在的，不是他们在看我，而是我在看他们。我开始极度渴望参与到别人的生活里。我后来想，监狱里的人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但有时候，即使你在人群之中，也还是会感觉到这种疏离。电视台偶尔放圣斗士小龙人还珠格格之类的片子，老婆总会说，她都看过。我无话，因为我的童年和少年，和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关系。因此我常和她开玩笑说：“和你们比，我就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啊。”在别人共同经历某些生活的时候，我过得是另一种日子，这当然和好坏无关，可当你身处在绝大对数人都有共同记忆的群体里，就会感觉的一种疏离感。这个时候，我会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别人的生活”，因为这个“别人”有某种共同的体验或记忆，而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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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记录过许多有意思的片段，比如有一次，我和老婆去吃自助，看到一个女服务员，偷偷地喝客人剩下的杯子里的饮料，而另一个似乎是她母亲的人嗔怪地训斥她，她不发一言，眼神里所有的欲望都变成一种落寞。我瞬时没有了胃口，不知道是何原因，所有的食物都被这件事涂上了一层防腐剂，没有了香味和色泽。因此我也有另一种顽固的好奇：餐厅里的服务员，究竟怎么看待自己售卖的美食呢？商场里的售货员，又怎么看待自己售卖的奢饰品呢？这些东西，在他们的观感里和在消费者那儿是一样的吗？我会假设，如果我从乡下到了北京，在一个餐馆里上班，每天面对想也不敢想的美食，肯定会非常焦虑，这焦虑不仅仅是因为我自身对它的欲望，我还会想到，城里人每天吃这么多好东西，浪费这么多好东西，可我乡下的家里人，是连见都没见过的。这焦虑是对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的焦虑，可能深埋着向往，潜伏着不满，甚至会倒向痛恨。本科时，宿舍关系很好，但毕业前，一位室友醉酒后大发雷霆，他愤怒地对宿舍里一位家庭状况稍好的同学说：不要以为你有钱就了不起。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多有钱，但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生活，这两种生活，可能在人海中相安无事，但窝在斗室中四年，就是会给其中一方的心里埋下许多东西。

正是这些细微的想法，让我总是去假想别人的生活，公交售票员、服务员、出租车司机、地铁安检、传达室大爷，以至于许许多多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也就是别人，所有的别人。我想，也许只有当我们真的在眼里看见别人了，别人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对于别人也才是有意义的。

有熟人从重庆回来，找我和另一个朋友喝酒。大家不可避免地说起这个城市和它的故事，重庆这位朋友在酒桌上诚恳地说：我不管外面的人怎么想，我是老百姓，我就觉得，只要给老百姓实惠的官就是好官。这一点也不奇怪，身边太多人如此想法了：我不管你有什么阴谋诡计，只要我得到了实惠，我就支持你。我试图告诉他，世界是如此之大，出了你和你周围，还有别人，比如西红柿之外的其他中国人，你们在得到实际利益的同时，和其他人并不是完全无关的。他嗤之以鼻，说自己不在乎。对他而言，别人对某些东西的恐惧完全不应该抵消到他们从同一种方式中获得的幸福感。他说，他不在乎是不是内部斗争，是不是为了往上爬，是不是作秀，他就在乎自己的日子过得怎么样。这当然谈不上是错的，但你总会觉得缺了点什么，是什么呢？我想，也许就是对别人生活的真正的漠不关心。

同酒桌的另一个朋友，是公务员，混成了科长，属于或已经迈向了这个社会的成功阶层。和每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一样，他不停地要教育我怎么过生活，我有些无奈地听着，他每说一句话，我都觉得我们的生活之距离在拉大。他说，你一点也不笨，你应该混得比我们更好，你不要整天假清高，我告诉你，你在单位里，你要入党，不用想别的，你就琢磨你的领导，把你领导琢磨透了，什么都妥了。我也有些酒意，试图和他辩白，世界上绝非只有他过的那种生活，还有更多的人只是很简单地活在世界上。但我放弃了，我不觉得自己能说服他，因为他完全不知道其他的生存方式一样能给人带来幸福，甚至更可贵。

这种人很多，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第一真理，然后便觉得别人应该遵从这种真理。可是，我其实多想让他们知道，别人的生活对我们何等重要。不信去看看，微博上多少人在关注转发评论着别人的生活，得病的求助者、被拐的而儿童、什邡的事情、天津的大火，在你看来，这些事和许多人是半毛钱关系也没有的，可是那么多人不惜付出代价、冒着危险去援助他们，是为了什么呢？这真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因为那别人同时也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也是别人眼里的别人。也有人问，你每天转那么多负面新闻做什么呢？有什么用呢？你能把铁道部官员送进监狱吗？你能把打人的警察捉起来吗？这个我真得不能，就算有一千个一万个我也做不到，可是我能让多一个人知道他们的恶，能对这国家有多点清醒而不是一味陷在自己的小日子里，不也很好吗？我觉得这很好。

有一次饭局，大家喝了点酒，不知怎么就谈起了国事——现在说这个，都像是装的——反正是谈起了种种不公不义。我坚持说，作为普通人，读了点书，知晓些是非的人，哪怕你什么也做不了，至少该保持你内心的愤怒。同坐一个朋友反对，他的理由是，要么就去做，所谓只保持内心的愤怒云云，实在是一个逃避的策略。我不这么觉得。不管是革命还是改革，绝大多数的人最初都只能是观望者，一旦事情爆发，内心有着清晰的判断，和从无所谓而来的茫茫然相比，要好得多。至少，当路途分叉时，你知道自己更应该倾向与哪条路。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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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住的地方，楼下有一个蔬菜水果摊，摊主是一个中年男人，因为冬天的寒冷而使得脸颊永远红红的，无论春夏秋冬，每一天他都从早晨到晚上在劳作。每个买东西的人，他都是笑呵呵地打招呼，不会缺斤短两，天气好的时候，小区里的老头和老太太总有几个围在他的摊位前，闲聊，无所事事。有一天，我去买菜，看到他们的小儿子，就闲聊了几句，问小孩子是否上学了。他妈妈便感慨道，好难啊，他只能选择打工子弟学校，而且还不一定能去，需要办好多手续。虽然我早就知道这样的情况，但此前，很少去认真想这个事。在平常，我们听得更多的，是周遭的人们想尽办法把孩子送去更好的学校、送出国。从任何意义上讲，追求一个更好的环境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依然感到有些难过，我很想知道，在我们去追求更好生活的同时，是不是能对比我们更弱势的人保有一些同情？同情，这似乎不是个多好的词，可连它都没有的话，这个世界会多么可怕。

我们对别人的生活，真是渐渐生出一层冷漠的铠甲，不太关心了，我说的是那种真正的关心。前几天和当年文艺学论坛的几个斑竹聚会，吃晚饭出来，天上降起微雨，在路灯下分别后，我坐地铁回家。车厢里，一个流浪歌手肩膀上架着口琴，怀里抱着吉他唱歌，他唱得极为专注。最开始，他在车厢的那头，在人群后面，我只能听到声音，以为是一个常见的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但当他从人缝中挤过来，才发现是个三十多岁的人，面相粗糙，和通常所见的文艺范儿的流浪歌手截然不同。我对面，是一家四口人，很容易分辨出他们是外地来旅游的，其中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伸开手给她爸爸，爸爸一愣，明白了，给了她一块钱。小女孩开心地投进了歌手的大书包里，正在唱歌的他向小女孩微笑致谢。小女孩跑着回到座位上，然后使劲地拍手，给唱歌的人喝彩，整节车厢只有她在拍手。

歌手向前走去，路过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妇女嫌恶地看了他一眼，冷笑了一下。我注意到，刚才小女孩给歌手钱的时候，她也表现出了很不屑的表情，似乎在说：真傻。她的表情显示出，她对流浪歌手讨厌极了，她不明白他为什么跑到这里来，打扰她。这就像许多城里人，不明白为什么农村人要跑到城里打工，骂他们把城市弄得脏乱差不安全一样。在这些人看来，人各有其阶层，各有其地域，也各有其生活，不应该被破坏和打扰。面对这样的观点，你很难去讲道理，因为这不是一个道理上的分歧，这是一种情感上的分歧，他就是不喜欢外地人，他就是觉得外地人抢占了自己的资源，破坏了自己的生活。他们从未想过，自己再以另外的方式抢了别人的东西。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是北京人的视角，大致意思是：当我们北京人辛苦建设北京时，你们外地人不来，等我们建设好了，你就都跑来了；可当非典来的时候，你们外地人又飞快地逃离北京，等非典过去了，你们又趋之若鹜地来了。这段话很有意思吧？有不少网友反驳，也有不少网友支持。我不觉得这有多值得反驳，单一建立在自己生活基础上，完全无视别人的观点，本就是一种狭隘的自私认知。

一个家境好、生活无忧的人，看到每天挤公交地铁，辛苦上班的白领，会说：这种活我这是一天也干不了；坐公交车，看见售票员和司机在闷热和寒冷中辛苦一天，总有人说：这种活我真是一天也干不了。真是这样，把司机和售票员送到矿山去，钻到地下上千米深漆黑的井里挖煤，他们也会说：这种活我一天也干不了。从上往下，通过“这种活我一天也干不了”这句话，社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金字塔，上一层的人，总觉得下一层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别人的生活，并不全是理想国，也还可能是地狱。当然也并非绝对，比如那一次上山下乡运动，凭借政治的力量，把成千上万城市里的学生弄到农村去，过农民式的生活，他们经历了拒斥到适应的过程，他们完全可以在农村生活，完全可以种田、挑粪、收割，磨起满手的老茧，他们能过，但绝不会热爱它。无论如何，他们都觉得这不是他们的生活。因此后来大家想尽各种法子要回到城里。所以说，当若干年后某些知青忽然打起了怀念插队岁月的旗子，忽然觉得那种日子田园诗一般了，是矫情而虚伪的。你让他们再一次去过那样的日子，他们不会干，但偏偏要站在金字塔的半腰处吆喝。

金字塔底层的人，他们可以对哪些人去说“这种活我一天也干不了”的话呢？没有什么活是他们干不了的，但他们一样有自己的生活底线，会有一种生活是他们不想过的。我曾在老家人里写到，东院的邻居，因为醉酒被砸断了双腿，下肢瘫痪了，他不愿意活下去，就自己饿死了自己。瘫痪对他来说是致命的，他和他的家人，都觉得残疾的生活无法接受，在农村，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会被残酷日子渐渐剥除生存的权力。可这世界上又明明有许多身体残疾的人生活着，甚至快乐地生活着。他们可以互为别人，但却没法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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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别人生活的关心，未必都是好的。比如说，我们聚会、聊天，说起车子、房子、孩子，这种闲聊有时候是轻松的，有时候又极其令人烦躁。因为一些谈话的人总要不失时机地表现他对你生活的高高在上的态度，这很奇怪。太多的人被热心人问过：谈朋友了没有？结婚了没有？买房子了没有？生孩子了没有？当你给出一个答案，她立刻举出一个比你好的例子，来证明你的失败。注意，我指的不是那种实实在在的问，不经意的问，而是已经蓄谋已久，他们问这种问题并不是关心答案，而是享受这个问的过程。这有点像一个站在河岸上的人对着水里的人说：你为什么不上岸呢？

那么，我为什么要上岸呢？

如果我还不想上岸，如果岸上并没有我要的东西，如果我被水里的水鬼抓住了脚踝，我就不上岸，仅此而已吧。人们看见不结婚的人，晚结婚的人，同性恋者，丁克家庭，就自动把他们划成异类，甚至潜意识里贴上某种不安全的标签。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们习以为常的秩序感觉到危机。怎么可能？他们怎么可能一辈子单身？他们怎么可能一辈子租房子？他们怎么可能不要孩子？他们怎么可能没有上进心？但是奇怪的是，如果有一个富翁买了大别墅，他完全住不过来的那种，人们却并不觉得奇怪。一对夫妻要多生几个孩子，人们也不觉得奇怪。为什么呢？为什么有一定要比没有可靠？

这当然都是人人都不能避免的，我和朋友见面，也会问出这种问题，但绝不能以为自己真的就有了天然质问的权力。我常提醒自己，把这种关心中的“为什么”去掉，换成另一种问句。我有一个幻想，对于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我们能以问“吃了么”的心态去问对方，或许是正常的。

说到底，我们难免会想起庄子那个经典的寓言：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说来说去，这也不就是我们和别人的关系吗？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真正知道别人在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我们都能从自己的生活去做出一种假设：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如此，我们就没法设立交通信号灯，没有达成任何人际关系，没法做任何交流，更没法过群体生活。

我们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和别人建立一种关系。走在大街上，你潜意识肯定要知道，那些开着汽车的人不是疯子，不会无缘无故地撞你，你才能安全地行走。人们有一种无形的协议：那就是遵守着某种默契，大家相安无事。一旦这种默契被破坏，我们和别人之间，就得形成另一种紧张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去饭店吃饭，假设他们的质量达标，不会有乱起八糟的东西，而饭店的人则假设你吃完会付账，不会吃霸王餐。但是突然，你在青菜里吃出一条虫子，或吃出别的什么不该有的东西，关系立刻就紧张起来，吃饭的人自然地对服务员产生了优势，就会义正言辞地谴责她们，提出其他要求。虽然事实上错误可能是配菜工的，是厨师的，是端盘子的，但我们会把所有人看成一个整体，他们的错也就是服务员的错。

09年的春天，膝盖出了点问题，几个月的生活昏天暗地，心情差极了。我和所有落入困境的人一样，不停地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别人一切都是好的？那段时间，三天两头跑到医院去做各种检查，在那儿，我忽然发现所有的别人都和我一样，有着或大或小的病痛。前一个患者从诊室出来，后面的患者都会关切地问：怎么样？医生怎么说？他或她说，医生说没大事，也可能有些悲伤但仍露出点微笑：得做手术。人们在狭窄的楼道里，在各自的病痛中，建立了一种奇特的联系，这联系中你和别人忽然不再如此陌生了。但是，一旦走出医院，我们又成了互不相识的陌生人，这种关系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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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上有一个段子，说的是梁朝伟喂鸽子：“看报道说，梁朝伟有时闲着闷了，会临时中午去机场，随便赶上哪班就搭上哪班机，比如飞到伦敦，独自蹲在广场上喂一下午鸽子，不发一语，当晚再飞回香港，当没事发生过，突然觉得这TM才叫生活。”这个段子被转发和评论了无数次，甚至衍生出许多种“生活体”。我觉得这个事很有意思，人们对它的热情表明，似乎每个人都在向往着另一种生活。

我们确实太经常说这样一句话了：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虽然每个人的“那儿”不同，但大家都觉的有一个美好的“那儿”，才是个人的乌托邦。它几乎是缠绕了大部分人一辈子的问题，我们就是怀着不满和期待走完了一生，这到底是可笑还是可悲？如果那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现在过的日子又算什么？是别人的生活？我们过了一辈子别人的生活？

我不认识富人，不知道那些已经无需辛苦上班的人怎么活着，又怎么看待活着，但我想，他们也未必就真的满意自己的生活。物质上他什么都不缺，可能精神上空虚，物质和精神也什么都不缺，可能偏偏得不到那爱的人，如果爱的人也有……我总以为人是不可能真正满足的，所谓欲壑难填。人就是那个在烧红的烙铁上站立的物种，不停地跳，以为跳起来、跳到别处会不那么痛。以至于，别人的生活成了一种想象的生活。

说来说去，写别人的生活，只不过是为了更清楚地看自己的世界。

在睡梦中恍惚起来，会有那么几秒钟，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可能像肥皂泡一样破掉，我认识的所有人和他们的生活，都破掉，就像从另一个梦中醒来。但后来我感到安心，不管我在那个梦里，或者不在，都始终有一群别人在，他们一点一点地建筑起我能看见和感受到的世界。这个世界，有时候很大很长，甚至在地球之外时代之外，有时候又小的只是两个人，吃饭，说话，擦肩而过。

今年的早些时候，一个女孩在微博上直播自己的自sha，让人们唏嘘感慨，深受触动。有人甚至把她的微博整理出来，看做是一个绝望女孩的死亡诗歌，于是我们从中看到了和自己相关的悲剧。可是，在此之前，有谁会知道她内心所经历的痛苦呢？不要说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网友，那些和她认识甚至是熟识的人，又有谁注意到这些？注意到的又有谁会觉得她的痛苦也可能是自己的？

于是文字是多么的重要，只有通过这个世界才能从内心把别人的生活和我们自己连接起来。看安娜卡列尼娜，安娜绝望地卧轨时，仿佛也是我们的绝望，看城堡，土地测量员K始终被拒绝进入专门为他设的门时，他的荒诞也是我们的荒诞，看罪与罚时，穷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所经历的屈辱和罪责也仿佛是我们的……总之，总会有一本书和你相关，总有一个人物是你在文学世界的孪生人。但在现实里，我们从来难以和一个卧轨的人、一个绝望的人、一个屈辱的人感同身受，我们不能从他的行动和形象上去理解他，这是幸运的，也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