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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从小就习惯给人贴上好人和坏人的标签，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感触更深。小时候看电影不多，一看电影便要问爸爸妈妈，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后来发现我们这代人最幸福，因为好人坏人一看就知道。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电影，主人公一定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反面角色则是胡汉三、南霸天、黄世仁那样的人，从长相上就能看得出来。这样一种非黑即白的传统延续下来，并不仅仅因为这方面的文化基础是如此浅薄，更主要是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革命的背景下。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你死我活的问题，是矛盾对立的关系，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几乎没有中间地带。这种革命基因慢慢渗透到我们看待人性和世界的DNA里，形成了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法则。
　　
　　非常遗憾的是，如今很多年轻人依然持有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逻辑观。可事实上，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没有纯粹的好，也没有纯粹的坏。每个人心中都并存着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这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制度和人激活了你的哪一面。
　　
　　遗留在中国人DNA中的二元对立逻辑，让我们对很多事物的判断都是危险的。打破这种简单对立的思维，是一个真正的基础，全社会都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前行。
　　
　　教育很重要，教育不是让人性变好，而是约束人性中的负面欲望，扬善弃恶；法律也很重要，法律不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是最低的道德底线，它不能让你变成好人，但是它要求你杜绝坏的行为抢劫、偷东西、是不行的；此外还有环境，如果整个社会环境充满善意和安宁，人们和谐相处，人性中的善就会更多地被激活。
　　
　　我们倡导道德、公益和爱，期待更多的响应，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满世界去寻找好人，而是要思考：如何用好的教育、好的法律、好的制度、好的环境等，把人们心中原本就存在的善激发出来。
　　
　　2
　　
　　从当年的小悦悦事件到宝马车碾童事件，再到如今一起又一起摔倒的老人讹诈搀扶者的案例，大家都很难过，觉得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一塌糊涂。可是，问题仅仅在于道德吗？
　　
　　请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道德是从哪儿来的？
　　
　　如果小悦悦事件发生在国外，第一个受谴责的肯定是孩子的父母，其次才是司机与围观者。我们可以说，小悦悦的父母非常值得同情，他们在城市里打工不容易。但情感是一回事，法律是另一回事。站在严肃的法制角度看问题，作为两岁多孩子的监护人，小悦悦父母的监管缺失，才是这起悲剧的真正关键点。
　　
　　《人民日报》有一位知名记者，讲过一个经典案例。她妹妹在美国生活，有一次妹妹的孩子回中国，住在她家。一天晚上，她临时有事出门，时间不长，就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正好这时候妹妹从美国打电话过来，跟孩子聊天，问他：你大姨呢？孩子说：不在家。妹妹一听急了，就你一个人在家吗？孩子说：对，就我一个人。姐姐回来以后，妹妹勃然大怒，对她说：姐姐你这么做是违法行为！因为在美国，把未成年儿童单独留在家里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说到这儿，如果大家不解，还可以换一个思路。
　　
　　老人摔倒被好心人扶，为什么一瞬间反而要抓住对方说：你撞了我！因为这个老人是坏人吗？
　　
　　倒退20年，如果大街上两辆汽车追尾，司机肯定下车就打。为什么呢？不打不行！谁打输了谁赔钱。可是现在，谁还会因为追尾大打出手？经常是把车靠边一停，互相递根烟，把保险号一抄就完了。
　　
　　对比20年前和现在，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中国人变得讲礼节了，道德水准提升了。可是，为什么中国人撞车后的道德水准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因为有交通强制险的介入。所有汽车必须买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不必再用暴力的手段争取权益，于是在这个问题上，人性里善的一面流露了出来。
　　
　　摔倒的老人为什么讹诈扶他的人？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医疗保险，他们摔倒在地不能动弹的时候，最大的痛苦还不是来自肉体中国的父母心疼孩子啊，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是，孩子要给自己掏钱治伤，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他们扛不住。在这之前，他们可能行了一辈子的善，但是这一瞬间都不存在了，他们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扶自己起来的人。如果中国的老人都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还会发生这么多起讹诈事件吗？
　　
　　因此，涉及道德的问题，不应只追问人们有没有道德，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的社会环境、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否进步到了让人们可以展现道德的时候。中国人不缺德，缺的就是让德展现出来的制度保障与大环境。我认为，此时此刻的中国，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所有糟糕事件的发生，都是在强迫我们去设法提高基础保障和完善社会综合配套设施。
　　
　　我从来不愿听到人们站在道德的立场上谈论道德。那没有意义。
　　
　　中国有句古话叫贫贱夫妻百事哀。古人为什么总结出这句话呢？因为这才是生活的真相。不管你爱得多么惊心动魄，如果生活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没地方住、没食物吃，矛盾就会逐渐地从小到中，从中到大，最终毁掉爱情。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道德也是同理。
　　
　　基于刚才谈到的人性和道德因素，此刻要想快速推动社会进步，谁又有权利去抱怨别人呢？当下最常见的情形，就是所有人都在抱怨。领导在抱怨，群众也在抱怨，富人在抱怨，穷人也在抱怨，唯独没有人抱怨并改变自己，这是中国此时此刻最大的问题。
　　
　　3
　　
　　中国人有两张道德面孔，一张面对熟人，一张面对陌生人。这两张面孔反差巨大，就仿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面对熟人时，我们大多有礼貌，懂得谦让，不仅不自私，而且很无私，朋友为抢着埋单能打起来；面对熟人时，我们善解人意，尊老爱幼，言语温和，愿意忍让，甚至牺牲小我。
　　
　　如果从对待熟人的这张道德面孔来看，中国人绝对是世界上最有道德感的民族。可惜，在面对陌生人时，我们的道德面孔是另外一张。我们开始变得自私，爱占各种便宜，排队加塞，开车乱并线，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永远显得不耐烦。那个面对熟人时可爱的中国人哪里去了？
　　
　　这两张面孔清晰地告诉我们，虽然中国城市高层建筑的数量排世界第一，仿佛已很现代化的样子，但实质上，我们才从小村庄走出不久。
　　
　　在长期的农耕文明下，中国人的生活半径很小，一亩三分地儿，乡里乡亲，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一生大都生活在熟人社会中。于是，让熟人认可自己，是必需的生存之道。但是，封闭的生活方式终于被慢慢改变，我们一步一步走出土地，走出乡村，走到陌生人中间，熟人的面孔变少了，约束也仿佛没了。
　　
　　记得有一天在飞机上，听到两个朋友聊天，其中一个谈到刚才自己登机时的不文明行为，面无愧色地说：怕啥，又没人认识咱！
　　
　　等我们学会把陌生人也当熟人看待时，才算真正走进现代社会中。而这，需要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