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书生不难，做书呆困难，做书痴尤难。无论它们在多数场合带有多少贬义成份，我这个和书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副教授，至今尚未进入书痴的境界。

说来有些惭愧，也有些遗憾。

清楚记得，发蒙仪式是不到 6 岁时由祖父亲自主持的。在香纸蜡烛供奉祖先和大成至圣先师的堂屋里，我斜披一匹红绸，听祖父说一些我根本不懂的话，只记得要我做一个状元。可惜祖父等不到我把《学而》念完，就去世了。而不到一年工夫，我便从私塾出来进了新学，不再念有朋自远方来，而是读来来来、来上学的白话文。尔后从小学到初中，虽也拿过几回全班第一，但那终不是状元头衔，且为数不多，又只是一个小县的一所小学的一个班级！

满 16 岁，上了地区所在地的高中。在无穷的新鲜感中，忘不了的一点是自认为有了一点真正的书生气息。那时，偶尔从一个同学那里看到《普希金抒情诗集》，便魂牵梦绕似地着了迷。壮着胆子去图书馆弄了份借书证，开始了真正的课外阅读。除了普希金，还读莱蒙托夫，读海涅，读歌德，读拜伦，读雪莱，读泰戈尔，读纪伯伦连集体合影，也不肯放下手中的书本。不过，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中国学生，居然会成为早已作古的外国诗人诗歌的俘虏！

高中毕业，带着朋友赠送的《飞鸟集》、《园丁集》去省城上了大学，听北来西进的同学谈论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我张嘴结舌而插不上话，羞愧得无地自容。于是，我一头扎进图书馆，将定要弥补不足的决心化为行动。说也奇怪，中文系的书生，竟然一个劲地读卢梭，读伏尔泰，读孟德斯鸠，读黑格尔，读费尔巴哈，读福泽谕吉以致朋友戏称我为哲学迷。什么迷，我说不上，反正渐渐感到，我是再也离不开书了。因此，我尽量挤时间给学校刻蜡纸，每张 4 角，一月下来，往往有二、三十块钱。一个不剩地全用来买书。望着床后与床头的书不断增多，往往有事无事都要摸它几个来回。朋友们说我成了书呆子，我倒不以为然，时常担心的是不好向至圣先师孔子交待。

毕业后分到一所县城中学教书，旅社住宿登记处见我衣衫褴褛而拒绝开票，我却因有两箱书随身附体而自我陶醉，不屑争辩地一笑置之。第一次领工资，首先就去书店买了 3 本书，并书上初薪纪念，然后才去邮局寄 10 元给远方的母亲。这事我一直不敢吐露，害怕人家指责我有书忘了娘，也怕伤母亲的心。此后，每月除了维持生活的用费外，几乎全都用来买书，并与北京、上海等地建立了邮购联系。不到 3 年，两壁书架已有为数可观的藏书了，我的《藏书书目》编号已超过 1000。不过，我垫的还是那床灯草席，盖的还是那床破被条，一年四季，朝朝如此。小迂夫子的雅号随之而来。我想，这可能比书呆子高出一筹，领了。

谁知文革一来，我这个小书呆居然成了大反革命，4 年批斗加 5 年监禁再加 4 年劳改。13 年过去，青年时代自然也过去了。收到一纸平反证书，已近不惑之年。还没重新走上讲台，又开始买书，并发誓要将失去的两壁书买回来。每次出差，从不给家人捎带什么，扛回去的只是一捆两捆书。尽管得了职称，提了工资，偶尔还有几文稿费也得精打细算。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无茶也行；毕竟，人口多了，物价高了，随之而来的是书价成倍增长，买一套《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一部《汉语大字典》，都得耗去我整个月的收入。为此，时至今日，家里依旧一无彩电，二无冰箱；我本人直到 80 年代末才首次戴上 40 元一块的手表；银行也无储蓄。一副十足的寒酸相。不过，说实在的，一看到原来的两壁书已变成了今日的五壁书，便感到欣慰和满足；听人家叫上声老夫子，甚至还颇有些得意。

毫不夸张地说，是这些书，使我能较为得心应手地完成教学任务；是这些书，使我年纪渐老精力不衰；是这些书，使我身居深山而贴近世界，贴近未来。也是这些书，使我参与了十多种出版物的撰稿。还是这些书，使我在百来种各级报刊上已经发表诗、文逾千。

每一本书是一级小阶梯，我每爬上一级，就更脱离畜牲而上升到人类。高尔基这话，说得实在极了。

遗憾的是，我还没有成为书痴。

过了天命之年又经两春，1 年私熟，6 年小学，6 年中学，4 年大学，30 年教学与实践，从书生到书呆子，到迂夫子，到老夫子，还无人称我书痴。看来，一个人从书生到书呆不易，再往下走，能走到书痴的就屈指可数了。

还没成为书痴，那就再走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