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我总想攀高枝拿莫言说事，但因为实在太巧了，不得不说，不得不攀。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讲故事的人》中讲了许多故事，妈妈的故事、姑姑的故事、单干户蓝脸的故事、同学没哭的故事和自己告状的故事最后讲的是他爷爷给他讲的故事：为逃避一场暴风雨，外出打工的八个泥瓦匠躲进一座破庙。雷声一阵紧似一阵在庙外炸响，火球一个接一个在门外滚动，大家吓得面如土色。其中一个人开口说：我们八人中，必有一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谁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既然没人出去，那么就让我们朝门口扔草帽，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谁就必须出去接受惩罚。大家照做了，结果，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刮出门去，于是大家把不愿意出去的他扔出了庙门。而就在那一瞬间，破庙轰然倒塌。不用说，庙里的七个人死了，活下来的只有那个被扔出庙的人。
　　
　　读完莫言爷爷给莫言讲的这个故事，我倏然记起我爷爷给我讲的一个故事：一条船在湖上航行时，突然狂风大作，巨浪滔天，船剧烈地上下颠簸，左右摇晃，眼看就要沉没。众人惊慌失措之际，但见湖心出现一把壶、一只手、一个盅壶、手、盅。于是船老大高声喊道：船上有叫胡守忠的吗？有人应道：我叫胡守忠。船老大指着湖心的壶、手、盅说：天意如此，莫怪我等无情。说罢让大家把胡守忠扔下水去。就在那一瞬间，一个大浪打上船来，船整个翻了。不用说，除了胡守忠，船上其他人全部葬身湖底。
　　
　　显然，除了人物和背景，两个故事的情节和主题如出一辙，就好像两位爷爷商量过似的。莫言听他爷爷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听的时候大约刚上初一。上初一的我也听明白了：满船人里边，只有胡守忠一个好人，其他人全是坏蛋天要惩罚的肯定是坏蛋。所以自己要当好人，不当坏蛋，并且要跟坏蛋做斗争！
　　
　　此后不到一年，文革风暴刮来了。又过两年，我初中毕业回乡了，作为回乡知青在务农过程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教育的第一堂课就是参加生产队贫下中农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大会。长长的大筒屋子，南北两铺大炕，贫下中农盘腿坐在炕上，爷爷对着一个大电灯泡站在地中央，胸前挂一块木板，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毛笔字打倒地主还乡团团长林忠显，名字被打了个大大的红叉。政治队长宣布批斗大会开始，贫协主任开第一炮。有人按爷爷的头，叫他低头认罪。爷爷不肯低，按一下，挺一下；挺一下，按一下。这么着，住在我家后院的一个县一中的高中毕业生忽然举起拳头高呼，要打倒我爷爷，大家就跟着喊。我躲在大人背后，没举拳，也没喊。大家一连喊了三四遍，最后喊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不由得，我想起爷爷讲的那个故事大家要把一个人扔下水了，船要翻了不成？
　　
　　爷爷当然不是地主还乡团团长，后来事情不了了之，爷爷除了被勒令去公社所在的小镇扫了一冬天雪，倒也没受更多的惩罚，但这件事对自尊心极强的爷爷造成了不一般的伤害。据我所知，爷爷至死都没饶恕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批斗过他并且欺负他的孙子，甚至不让他的孙子吹笛子的贫协主任，一个是带头喊打倒他的后院那个高中生。前后院住着，平时一口一个林大爷，怎么就忽然喊打倒我了呢？喊得出口吗？小子忒不像话！这意味着，于1993年去世的爷爷至死都没能理解文革。
　　
　　话说回来，莫言的爷爷和我的爷爷对作为孙子的他和我讲这个故事倒也罢了，其用意也不难明白。可莫言为什么要在瑞典文学院那么庄严郑重的场合中讲这个故事呢？就个人而言，无论如何他都不是被扔出去的人尽管得奖后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相反，他是被选中穿上燕尾服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任何故事都是隐喻。那么，莫言借此隐喻什么呢？人性的弱点？多数人的暴政或集体无意识？天理昭昭、天意的公正？抑或以公正、公众的名义排除异己的结果？有一点可以断定，莫言作为讲故事和会讲故事的人，在那样的场合是不会随便讲故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