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心理师遇到小偷，会发生什么有趣又让人深思的故事呢？ ——
3月15日，我在某大学教学楼5楼参与心理培训。课间休息时，放在抽屉里的挎包失窃。经济损失约五六千元。但是，经过与小偷的沟通协商，一周之内，居然陆续收到他寄回的身份证、钥匙、银行卡、车钥匙，挽回经济损失约2000元。过程很有意思，特与朋友们分享下：
上午11点20，我忽然发现，抽屉里的包包不见了。第一反应是，我把它放哪里了？是落在厕所里了？还是落在其他学员的座位上了？
厕所跑了两趟，每个挂钩都看了两遍。周围的学员都问了一遍。这个反应和遭遇危机事件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一样：否认——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一边看着车子，一边电话挂失银行卡（后来知道其实没必要挂失——没有密码，光有身份证也是不行的）。同时打 110 报 警。有好几个学员说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的，戴眼镜的，衣着有点脏而潦倒的陌生男子，课间休息时曾在我的位置上坐过。后来就不见了。
我开始盘点我的损失。说不沮丧那是假的。首先懊悔为什么要把本来放在口袋里的车钥匙放进包里。其次懊悔为什么不勤跑超市（超市卡）。又懊悔没事带那么多卡出来干什么，还带身份证！然后就想，得往返700多公里去补办身份证了。郁闷……
这时，周围的同事、老师、学生纷纷给我出主意，这个帮我去联系保卫处；那个帮我去楼道找小偷的丢弃物；这个帮我给小偷发短信——发到我的手机上；那个安慰我别难过……
还好，多年的职业训练，我已经养成了遇事少问“为什么”，多问“怎么办”的习惯。也习惯了关注问题背后的正向功能，关注事物积极而不是消极的一面（刚刚上午我们还在一起分享太极图的启示——没有绝对的坏，绝对的好。黑白是一个整体。白中有黑，黑中有白。关键是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是放在黑上，还是放在白上。）
所以一开始并没有长久地陷入焦虑和茫然无措中。在郁闷的同时，把挂失、报警、转移车辆等所有能把损失降到最低的事情都做了以后，我开始盘点这事已经或可能带给我的好处，居然发现有那么多：
1、小偷创造了一个让我享受被关爱和被支持的机会；
2、手机已经很旧很旧了，因为怕生一直不敢换，看见别人的炫手机其实也挺羡慕——这下有新手机用了；
3、现金即将告罄，本来前日要去取现的，因为懒得出门，大大减少经济损失，看来偷懒也并非一无是处，可以继续保持这一良好习惯；
4、帮助我从今开始养成少带卡，包不离身的好习惯；
5、平时都不记得带名片，今天刚装了一盒进去，说不定它能带给我什么好处。
6、报案、补办证件、补办银行卡，要处理一系列的事情，谁知道这个过程中不发生点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7、说不定会发生奇迹呢！——谁也无法保证奇迹不发生就像谁也无法保证奇迹会发生一样。
……
越想好处越多。够了。心情已经大大好转。套用赵国秋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得益于本专业”。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个系统中。任何一事情，都不是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的。一件事，可能是这件事的果，也可能是那件事的因。“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倒要看看，偷包事件到底能带给我怎样的好处！与其说我很沮丧，不如说我更兴奋和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且让我带着未知和好奇的心，开始一趟偶然的旅行吧。
一个手机号顺利报停，另一个因为注册机主不是我，停不了。沮丧了一会会儿以后，认定这是一件好事。是晚，尝试拨了下那个未能报停的手机，居然由下午的关机状态到无人接听，彩铃声是缠绵的女歌声。心里立刻萌发出了希望。给他发短信！
第一条：“你设的彩铃比我原来的好听，看来你也是个爱音乐的人。失主张老师。”
第二条：“今天心情不错吧？不过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孤单。可否分享下你此时的感受？我今天挺沮丧的，也挺后悔，我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第三条，开始进入谈判：“相信你这样做，一定有迫不得已的理由。包里对你有用的东西不多。对我来说却都有用。对你有用的东西你可以留下，对你没有用的东西可否还给我？有用的东西，如果能卖，可否考虑卖给我？”
—— 任何人，做任何事，一定有它的理由。从他的装束和给人的印象看，他偷钱，更大的可能是为了解决生存必需。手段是不对的，但行为的结果是好的。他的目的是利益最大化，我的目的是损失最小化。都是钱的问题。只要沟通得好，一定有合作的可能性！“任何人都可以合作，关键是合作到什么分上。”
没有回音。在失落中睡去。
第二天，接到本次培训的负责老师打来的电话，说监控录像已经调出。让我去把录像拷贝下来交派出所。出门之前，想想不放心，便叫来开锁师傅换锁芯。原价150，“同情价”130。
开车的路上，发现自己从昨天找包开始，到现在，除了睡觉，几乎满心满脑都在想着一个人——小偷。想着他是谁，在哪里，在做什么，有没有把我的东西倒手卖掉，会不会看到我的短信……忽然发现，这和恋爱中的“思念”没什么区别。看来，思念的强度和“爱”的强度无关，和需要的强度相关。
到学校拿录像的时候，担心还没来得及换锁的车子遭窃，几乎是跑步上楼，又跑步下楼的。就在气喘吁吁地跑到车子旁边时，收到了我丢失的手机里发出的第一条短信：“东西将还你。我现在处于绝境，能否借我500元？”
我回复：“你怎么不早点回呢。上午朋友家和自己家的锁芯刚换了，花了300块钱，太贵了！我怎么把钱给你可否电话联系现在用的是别人的旧手机很不习惯发短信发的我头都大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确定。可以确定的是，关系已经建立，沟通已经开始。继续努力。
赶紧回家看录像。一个中年男人，略胖。戴黑框眼镜。感觉那眼镜是道具。凭直觉，合作一定能够进行。
可是又没有了回音。我是否不应该跟他讨价还价？是否应该直接同意？我是不是……忽然发现自己有些自责和抑郁 —— 做过很多次的危机干预，这一次清楚地觉察到自己亲历了危机反应各个阶段的各种情绪、行为反应：第一阶段（立即反应），一般表现为麻木、否认 —— 一而再再而三地跑厕所找包就是了；第二阶段（完全反应），感到激动、焦虑、痛苦和愤怒，也可有罪恶感、退缩或抑郁——激动、焦虑和抑郁都有了；第三阶段（消除阶段），接受事实并为将来作好计划。
得做点什么调整自己的情绪。首先要让生活正常化，不能因为这件事而影响生活。
认真工作。将前日挂了一半的窗帘挂挂好。带外甥女出去玩儿。和绍兴的朋友落实说了很久的约会……还是有点沮丧。家人第一时间觉察出我的情绪变化。鼓励我“不要气馁”，说一定有办法找到他，何况还有录像。被支持的感觉很温暖。
继续给他发短信。
“你的行为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和损失。以前我以为偷窃最不好的后果就是鼓励了不劳而获。现在我觉得，偷窃最不好的后果是造成很大的浪费。对你来说完全没用的东西我却不得不花钱去补回来。”
第三天。收到他的短信。“你能帮助我吗？东西都没少。身份证银行卡手机都会还你的，只要你有你的诚意。”“怎样还到你，又能保全我？”——看来，他是真的想把东西归还给我了。只是有所顾虑。”
我回复：“ 只要你原物奉还，你之前的行为就一笔勾销。我会如你希望的那样给你500元并保证你的安全。但你动作要快，因家人很气愤，发誓要找到你。我倒不希望一直追查下去。所以想和你通过协商的方式快速处理这个问题。”——我变得比之前贪婪。希望能够拿回全部东西。也可能是他给了我贪婪的信心。
“没有人相信丢失的东西能回来，但是我相信。”
3月18日。第四天。一早就收到短信：“证件钥匙明天会到你处。”
中午又过来一条：“身份证钥匙明后天你将收到。耐心等待。余下东西你将陆续收到。我现在正在绝望中徘徊，能否帮助我解决燃眉之急就看你的信誉了。我现在的困境讲给你听，也许你会落泪，不管怎样我对你的伤害无能挽回，以后再来弥补。相信我，以后不再做这种事了。”
这是四天来收到的最长的一条短信。我已经毫不怀疑彼此合作的可能性。是晚，和同事谈起此事时，同事一句惊讶而赞佩的话也令我反思：“这个沟通过程一定很小心很小心吧？要是有一句话说错，可能就……”。我承认，一开始是在用技巧，关系建立的技巧。可是，随着互动开始以后，基本就是怎么想怎么说了。忽然发现自己不愿再称他为“小偷”了。改为“拿我包的那个人”。
第五天，收到他的短信：“东西收到了吗？ ”
“没。估计没那么快吧”——继续表明我的信任态度。
“明天一定会收到，要有信心。”——他不仅热切地要证明自己值得信任！还鼓励我要有信心！那一刻，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他是偷我包的人，而只是一个善意真诚的合作者。那种感觉很温暖。至此为止，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的东西，已经远比失去的东西，要多得多了。“收到后请给我回信，我心里有个数，好把余下的东西用挂号信寄出。”是晚，收到朋友的短信，问我东西收到没。我说没有。但我对于东西的回来已经没有任何的怀疑。
再一次那句话：“任何人都是可以合作的。关键是怎么合作。”信然。
第六天，在公司的信箱里找到了三封信。身份证、部分银行卡，楼道门钥匙。一封信两张卡，卡仔细地被粘在白纸上，包好。
第七天，发现早两天就到了的一张包裹单。总台没有及时送上来。
我从邮局领回了朋友的钥匙包和我的车钥匙。很遗憾，我最心爱的小玩意——车钥匙下的挂件——凤凰豆已经没有了。这时实实在在有心痛的感觉。也清楚地意识到，失去的，不可以再回。即使回来，也不可能是原来的样子了。
最后一条短信于周日下午——距丢包整整一个礼拜——收到的：“你是老师，又是心理医生。我尊敬你，不想伤害你。”装进包里的名片果然发挥了巨大作用。相信前面的沟通激起了他的自尊感和可控感。一个人只有自尊，才可能尊敬别人。反之，当他有了可控感之后，才有可能考虑别人的感受。
之前我给他发过好几条如何将钱给到他的短信。但他后来始终不再提钱的事。只是跟我抱怨他的生活烦恼。对此我谨慎回应。因为我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把他当作一个来访者，很用心耐心的聆听他的烦恼——毕竟他拿走了我的东西，造成了我的损失和麻烦，抱着完璧归赵的期待和期待必然落空的失望，我不可能做到足够的真诚和包容。而他，可能因为生活中实在缺乏被尊重和被理解，对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移情”——通俗地说，把我误当作他过往生活中的某个重要他人。而我的回应，显然也不能满足他对我的不切实际的期待。
离他发来最后一条短信两天后，也就是距离丢包第9天，我把那个已经过户的手机报了停，补办了新卡。
虽然最终没能把所有东西取回。但重要的是，他获得了利益最大化——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我把损失降到了最低。这个过程，还创造了别的价值。他的自尊被激发。我更坚信尊重和接纳，是良好合作的基础。
沟通创造奇迹。一切皆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