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与时代病
　　
　　鄢烈山
　　
　　在讨论诈摔这类新闻事件时，有一种说法叫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意思是这些老人本来就坏。
　　
　　这种说法显然有年龄歧视，带着年轻人的道德优越感。对此，我一直不服气。
　　
　　不过，最近经历了几件事，使我的观点有所改变。
　　
　　我参团到英国旅游，那个团有30多人，一路上在旅行车里高谈阔论、旁若无人的，就是几个年纪大些的人；团里中年人、青年人占多数，但他们每天总是静悄悄的，当然也不都是睡着了。
　　
　　前两天去广州黄石东路一家开张不久的素食店吃自助餐，每客20元，主食和蔬菜、水果的品种很多。广告上65岁以上老人半价那一句给涂掉了，为什么？因为不少老人边吃边把粽子、水果之类往怀里揣的袋子里装，防不胜防，劝阻又伤情面。
　　
　　这么看来，老人确实有他们这个年纪的人特殊的共性问题。吃自助餐也要偷拿，那是经历了饥荒年代的人，留下的饥荒后遗症。
　　
　　至于高声讲话不顾及别人的感受，那也是他们所经历的时代给他们留下的后遗症简称时代病。这种时代病是那么的顽固，与小偷小摸尚有耻感、只是个别行为不同，不仅不以为耻，反而觉得光明正大、理直气壮。
　　
　　端午节前网上流传一段视频和一组图片，说的是武汉市汉阳区有一个居民小区，物业管理公司接到居民投诉，说小区门口广场上的集体舞噪声扰民（主要是高考临近，有考生家长希望不要影响孩子学习），便出面要求舞迷们暂歇或者另外选址，却遭到对方的拒绝，无奈之下只好在广场上拉起了百余米长的铁丝网，但仅仅过了两天，舞迷们就剪断并挪走了铁丝网，再次占领了广场。
　　
　　广场舞迷们为什么这么强悍？
　　
　　这些人大都年纪在50岁以上，虽然生活在城镇里，但她们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整个中-国仍是农业社会，或者说有强烈的农业社会生活习气。
　　
　　农业时代、乡村社会，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联络基本靠吼，粗声大嗓门那是很自然的。
　　
　　到了文革年代，到处是高音喇叭，家家有广播，动不动就有大分贝的乐声、歌声响起，或有最新指示、或通知要反复播送，管你是睡着了，还是生病了要静养。
　　
　　根本就不考虑他人的情况、需要和感受，不重视个人的权利。而对个人私生活进行窥伺乃至进行道德与礼教干预，在乡土社会被认为是正常的。从政治管理的角度讲，集体主义一直被认为高于个人主义，高音喇叭所代表的政治权威高高在上，完全可以无视任何小我的利益。这种集体的旁若无人的傲慢，会不自觉地植于人心，转化为行为模式。
　　
　　分清公域与私域，尊重个体的权利，这是现代城市生活的需求，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所以，城市有噪声管理法规，规定施工队什么时候不能打桩，商店不能用高分贝喇叭在门前促销，汽车不准在城区鸣喇叭等等。
　　
　　可是，跳广场舞的人们，为什么一定要用高分贝的音乐制造噪音扰人呢？除了不分公域与私域，还有一种法不责众的倚仗吧？
　　
　　事实上，城市管理的执法者，在这种情况下，接到扰民投诉，一般也是劝阻一下罢了，极少会像美--国的警察那样把在公园里扭秧歌不听劝阻的华裔妇女铐走。
　　
　　由大妈们的广场舞说到时代病（社会后遗症），可以归结为，中-国尚处在由农业（乡土）社会、政治（或礼教）挂帅而无视个体权利的社会与法不责众的人情社会，向公域私域分明、尊重个体与他人权利、法治严明的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我很乐意看到广场上、公园里有人跳集体舞，却也实在讨厌他们搞得我到公园里找不到一块清静的地方发呆。
　　
　　（玉洁摘自《南方都市报》2014年6月8日）
　　
　　我们该如何相互对待
　　
　　石勇
　　
　　中-国在发展中，要解决太多过去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日益严峻：一些人，一些利益群体、心理群体在公共领域中扩张自己的权利和私欲，不断侵犯其他公民的权利边界，社会冲突不断。
　　
　　广场舞大妈（大爷）噪音扰民事件就是如此。广场舞在中-国，从一线城市到县城，甚至乡镇，都有极为庞大的拥趸。而因为休息的权利被干扰，一些受不了的住户频频与广场舞者发生冲突。住户忍无可忍之下的各类反抗行为层出不穷，诸如泼粪、放藏獒咬、打钢珠-、用高音炮轰仍都无济于事。人多势众的广场舞者总是振振有词，比如，被质疑吵到了早上休息的人时，她们反问：为什么不早起？
　　
　　要陶醉在某种快乐中的人理解被其干扰的人的痛苦是相当困难的。一些网民把广场舞大妈视为中-国不讲理的群体之一。而在刚刚过去的高考期间，她们和网民眼中的另一不讲理群体高考考生家长历史性地相遇。
　　
　　全社会，尤其是政府，摆出了全力保障高考、为它让路的架势，使得高考考生家长在干涉他人的权利时似乎具有了某种正当性。在重庆，一个家长为了不影响考生休息，竟然逼停电梯，让同楼90多户居民徒步上楼。在南京，家长扮演起了交警的角色，在考点门口拦截过往的摩托车、电动车和自行车，不准市民通过，好像马路就是他们家的。
　　
　　人类组成社会一起生活，必须有一个界定彼此权利义务、在公共领域该如何相处的约定。借用美--国哲学家托马斯斯坎伦一本书的书名，我们需要明白，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其中最重要的，当是明白在公共领域中，应该将对方当成一个平等的人、一个有尊严的人、一个有权利的人、一个会痛苦的人、一个作为目的而不是别人的手段的人来对待。
　　
　　稍微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很多人都有一种阴暗的攻击性、强迫癖、代表癖、冷漠症，以及在心理上凌驾于别人之上的冲动。众生平等以人为目的的教养，从未进入这些人的心理结构。
　　
　　毫无疑问，我们对他人的尊严和权利有尊重的义务，这是一种公共教养。无论愿不愿承认，缺乏公共教养的人并没有给他人的存在和权利留下一席之地。他们自私、霸道、冷漠，打着各种诸如权利爱心等看上去能够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旗号，让自己的私欲无限扩张。反过来，一个人如果自私、霸道、冷漠，也必定缺乏公共教养。
　　
　　当社会中的有些人不懂得该如何对待他人时，政府不可以不作为，因为公民权利需要政府的严格执法来保证。中-国大妈在美--国跳广场舞吵到别人，接到报警后警察绝不手软，说铐就铐，但在中-国，有些执法者却总是预设了一部分人在法律上拥有特权或豁免权。这必然使本已混乱的社会认知更加混乱。
　　
　　（纹章摘自《南风窗》2014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