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回陕西扶风老家，目睹了一位壮年邻居的死亡。腊月二十六，当人家的迎亲鞭炮响起之际，他倒在村外的壕沟里。
　　
　　过年的事情准备停当，肉、菜、水果一应俱全，在东北工作的儿子已归家，小女儿刚生了一个闺女，正在坐月子，他和妻子盼望着出嫁的长女带外孙回来。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男主人勤勉、干净、和善，女主人热情、能干。他在建筑工地当领工，月薪六千元。这一家享有村人由衷的尊敬。
　　
　　他是猝然而死的。
　　
　　亲人们悲痛欲绝。他一句话也没留下。
　　
　　我们一直觉得死亡是慢慢靠近自己的，而且自己要比这个对手强大。事实是，死亡就是突然出现的，他闪电般掐住了我们的脖子，让我们来不及吐露最后的心声。
　　
　　春节期间，在西安又碰到了一位耿直的文化人，八十出头的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活到一百二十岁。一位颇受尊敬的思想家晚年发出我不想死的慨叹这都是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产生的强迫症，即使能活到目标寿数，又有多大意义？
　　
　　他们都是无信仰人士。在他们眼里，生命取决于意志，有多强的生命力就有多高的寿数。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生命的主人，他们要把自己的生物体存在本能发挥到极限。愈到晚年，人愈容易产生让生命日复一日地重复下去的心态，只有重复才能产生生存的价值：我活着！活着就是一切！悲哀的是，从未有人在大限来临之前，解决自己的信仰问题。既不是信徒，又非享乐主义者。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只好设立外在的目标去逃避。
　　
　　这未尝不是一种至深的悲哀。
　　
　　想起父母，我觉得他们是明智的。在接近六十岁时，他们就请人打好了棺材。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回家省亲的我，来到父亲开办的造纸厂里，几个工匠正甩开膀子创啊凿啊，母亲笑盈盈地说，咱这儿的规矩是，棺材钱由长子出，这是喜事。一副棺材六百元，两副一千二百元，我掏出二十四张簇新的五十元票子。做好的棺材吊放在院子一角，两位老人有时会端详一番那上面的图画：天堂里的风景。母亲说，她不行的时候，赶紧穿上寿衣，千万别往医院送，她不愿插着各种管子离开人世。父亲说，人都有那一天，害怕也没用。在母亲离世之前，他们已经悄悄商量好了身后事。
　　
　　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与其在恐惧中被虚无吞噬，不如勇敢地面对，在清醒的时候做好告别的准备。
　　
　　有一本畅销书名曰《再不说，就真来不及了》，这是一本美国人讲述自己一生秘密的小书，打动了很多中国人的心：直到此刻，在我生命的终点，我才明白，我们在世界上最想要的东西其实就是那一点实实在在的爱，无论它来自家庭还是任何人，有了它，就有了活着的理由，就有了一切；没有它，人就会变态，就会疯狂，就会通过想象去寻找一个爱的替身。上帝的存在只能说明一件事：这个世界很缺爱。其实，有爱的人就是神，他们能把别人也变成神。
　　
　　在中国，因为人们刻意的回避，造成许多人总是在仓促中告别人世，因而留下无尽的遗憾，如安葬地点及其方式，财产的分割，与亲朋好友的告别等等。
　　
　　尽管尚未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但我真心认为，人生应该这样，啼哭而来，欢欣而去。人生犹如一场旅行，累了，倒头睡着了。如此而已。我们短暂的生命结束了，但宇宙仍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