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我们喜欢插队。我们当一米黄线不存在；我们抢出租车；我们在交通灯变黄的时候加速冲过去；我们为了节省五分钟去翻越马路中间的栏杆；我们由亲戚带着走VIP通道进去，因为排队要半小时；我们在机场大闹值班柜台；我们在电话里对着客服人员吼：马上给我搞定！马上！我们急急忙忙旅游，急急忙忙拍照，急急忙忙离去；我们走后门；我们送钱。
　　
　　我们很急。我们很不耐烦。
　　
　　可是，我们同时又是世界上最耐心的人。我们以前排队炒股，头天晚上就排队买认购证；现在我们排队买房，提前三天就全家轮班开始排；我们喜欢买促销减价货，排一上午队也在所不惜；人越多的餐厅，我们越喜欢，我们宁肯坐在门口塑料凳子上吃两个小时的瓜子；我们就是感冒也要去挂专家号，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排；现在，我们还喜欢排9个小时的队去世博会看立体电影。
　　
　　我们似乎又很有耐心。
　　
　　这就是中国。传统心态和现代境遇扭合在一起，我们焦躁不安却又心安理得。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曾写过一本书《中国人的性格》，他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写漠视时间。
　　
　　史密斯把他观察到的中国人的缓慢行为归结为：中国人的历史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它可追溯到太初时代，尔后则是浑浊、舒缓、漫长的大河，其间不仅有挺拔的大树，也有枯朽的草木。除了较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之外，没有人会去编写或阅读这样的历史。
　　
　　最有趣的是，史密斯认为中国人漠视时间正表现在他们的勤劳之中，他们不停地劳作，实际上是在不停地浪费时间，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做无用功或者返工。
　　
　　史密斯说得当然有道理，实际上很多中国人也觉察到自己身上的这些缺陷。此书近年的再版序言中，厦门大学教授周宁写道，辜鸿铭论述中国人的精神其实是把史密斯的书作为潜在的对话者，林语堂著《吾国吾民》也是在煞费苦心地回应此书，而鲁迅则一直遗憾没有人翻译这本书，用以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几十年后，史密斯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就变成了中国人的经常性急躁。自五四运动起，启蒙者们对泥泞的现状恨之越深，对改变现状的速度也就期之越烈。要在短时间内走完西方上百年的历程，难免显得冒进急躁，方法也往往激烈、粗暴。
　　
　　又是一个外国人发现了中国人的急躁。杜威曾说：这场运动的感情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还伴随有夸张、混乱以及智慧与荒谬的杂合。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这场运动在开始阶段具有急功近利的特征。当然，近年来我们重新发现胡适，似乎为杜威的观察提供了一些例证，我们似乎又在返工。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十年间，中国人的时间观再次提速。大跃进和大干快上，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众所周知，欲速则不达，不但没有快起来，反而导致了全面停滞。
　　
　　时钟的指针来到改革开放后，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心声。到了当下，环境更加复杂，现代、后现代的语境交织，工业化、电子化、网络化的社会成形，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
　　
　　什么时候我们丧失了慢的能力？
　　
　　中国人的时间观，自近代以来历经三次提速，已经停不下来了。我们需要的是时刻看着钟表，计划自己的人生：一步到位、名利双收、嫁入豪门、一夜暴富、35岁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