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祖籍常州，娶了苏州名门闺秀四姐妹之二的张允和，成为苏州的女婿。张家四姐妹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大约是仅次于宋氏三姐妹的。
　　
　　这个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又留学日*-本和美国的金融家，80年后写文章说，他在圣约翰大学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学校的管理非常先进和科学，一切是按罗马字来管理，简单而高效，以最少的人办最多的事；二是英文老师训练学生英文读报的方法，首先是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其次是要问自己，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是，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这样的学习方法影响和成就了他一辈子。
　　
　　抗战胜利后，他去美国一边读书，一边在纽约华尔街1号一个叫伊尔文信托公司的美国银行做职员。他说后来（40年代晚期）回上海办银行都是学美国那一套，设备和管理都用美国的，因此在世界上也属很高水平，跟美国的水平只差两年，各种规章制度非常严格，像现在报纸上报道的中国某个银行被某pian*子一下子pian*了几千万的事，过去不要说在美国，就是中国的银行也不可能发生。
　　
　　他说在美国工作了才知道什么叫高效率，知道怎样才能提高效率。日*-本曾经派了一个专门调查团到美国调查为什么美国人办事效率比日*-本高，调查后作了一个很厚的报告，结果证明一个美国人抵到15个日*-本人。每一个细小环节都和我们不一样，可以说高效率不仅是一种思想观念，而且有具体的方法来保证实现，这一点没有在美国工作过的人是无法了解的。他写道：真正了解到美国强盛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不是糊里糊涂会强盛的。
　　
　　在美国银行工作时条件特别好，工作之余让他到全世界去考察和游览，令他大开眼界，比如他去英国专门去大英博物馆参观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地方。他讲，过去薪金制度与现在是不同的，工资是体力劳动的报酬，而薪金是对脑力劳动的，之间往往相差5倍甚至20倍。
　　
　　他在美国银行工作时，还曾经和空闲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聊过两次天。这个衣服穿得随便得还不如自己的大人物一点架子也没有，说了许多闲话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他记住了：一个人假如活到六七十岁，大概有13年做工作，有17年是业余时间，此外是吃饭睡觉的时间，因此一个人能不能成才，关键在于能否利用好你的17年。
　　
　　那时他薪金很高，请女朋友到上海法租界花园听场贝多芬的交响乐，一人一把躺椅，两个银元一张票，还经常周末去跳舞，和邹韬奋等朋友一起去静安寺百老汇跳舞场去跳舞，也是两个银元一张票，而那时，一个银元可以吃两个月的饭。
　　
　　蒋政府被推翻后，在国外的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在等着自己，于是大批从海外归国。周有光当时想，中国现在最缺乏的就是经济建设，就立志回国搞金融经济。他在美国学了一套他们的工作方法，回国就想要改变这里的状况，就到处讲美国高效率的那一套，可在当时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他一生自愿或并非自愿地换了许多次工作，祸福相倚，多次转危为安，自认命大。他说大学毕业时，当时流行一种思想，就是人在一个单位工作不要超过3年，因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就会麻木，没有新鲜的刺激，所以当时教授和大学订合同一般不超过3年，3年后再换个学校。
　　
　　中年以后，他从金融业转到文字改革，也做得很出色。单就他作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的3个中方委员之一，就足以流芳百世。他是参与简化字改革的主要干将之一，和吕叔湘、王力都是好朋友，还在北大、人大开设了汉字改革的课程，他撰写出版了数十种关于语言文字的书，近年来又在随笔杂文方面大显神通。
　　
　　周有光从美国华尔街回到中国，薪金从美元薪酬改为人民币工资，职业从金融高管调做文字工作者，身份从党外专家转变为狗屁，住房从花园洋房搬入卧室就是厨室，书橱兼做菜橱的陋室，但他清茶淡饭，以牛奶、鸡蛋、豆腐、青菜为主食，坚持每天与老伴定时喝茶（或咖啡），从不生气，不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比他官大钱多车好房大的人大多呜呼哀哉了，他却一直好好地活着。
　　
　　仁者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