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一夜之间，31岁的维尔纳海森堡便让德国人爱恨交加。
　　
　　1933年11月3日，在德国物理学会全体会议上，海森堡从普朗克手中接过了马科斯普朗克奖章。这是德国物理学家在国内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6天之后，他又收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电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决定将推迟一年公布的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海森堡，以表彰他创立了量子力学。
　　
　　获奖的消息令德国人激动不已，但他们随即被泼了一盆冷水。31岁的诺奖得主通知物理学家斯塔克，他不会参加11月11日在莱比锡举办的群众大会。
　　
　　这次大会由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同盟主办，支持德国退出国际联盟，被视为德国学术界的示威。追随希特勒的19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斯塔克是组织者，着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等人都将参加大会。
　　
　　斯塔克指责海森堡，拒绝参加教授们对阿道夫希特勒的致谢是个非同小可的罪名。
　　
　　在敬意和敌意的交锋中，海森堡带着母亲悄悄去了斯德哥尔摩，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了诺贝尔奖。在那里，他见到了曾一起工作过的狄拉克和薛定谔，他们来共同领取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关于诺贝尔奖，我觉得很对不起薛定谔、狄拉克和玻恩。在给老师玻尔的信中，海森堡写道。在他看来，这个奖应该和玻恩分享，而薛定谔和狄拉克不应该分享一个奖，他们都配得上得一个完整的奖。
　　
　　海森堡的想法，对刚刚逃离德国的薛定谔等犹太科学家来说更像是一种奢望。他们能从希特勒的清洗政策中逃亡，已属万幸。在这种环境中，留守德国的海森堡也无法置身事外。他不仅要应对学界同行的论争，还要应付一些人的政治攻讦，这差不多耗费了他同等的精力。尽管如此，他依然试图在新德国中保持一种头等的、不受政治污染的物理学。
　　
　　可惜这个目标终成空想。1934年8月，总统兴登堡去世，希特勒自封国家领袖。
　　
　　政治很快渗透到科学中。在讲授物理时，海森堡在指名道姓地提到爱因斯坦等犹太物理学家时，必须同时提到德国物理学家的名字。
　　
　　不久他发现这样也行不通。一个纳粹官员直接向组织建议，集中营无疑对海森堡先生是合适的地方。考虑到海森堡的国际声誉，组织最终只是给他发来了一个申斥文件。
　　
　　虽然在祖国的遭遇痛苦不堪，海森堡依然拒绝了诸多邀请。1939年夏天，海森堡到美国讲学时，物理学家费米和高德斯密特问他：你为什么不到这里来？
　　
　　不，我不能，因为德国需要我。海森堡回答说。
　　
　　战争甫一爆发，德国就展开了原子弹的研究计划。那时是1939年，全世界只有德国在进行这样一个原子能的军事应用项目。德国占领着世界上最大的铀矿（在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化学工业，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所有的这些科学家都参与了希特勒的原子弹计划，成为铀俱乐部的成员，海森堡是这个计划的总负责人。
　　
　　然而，德国并没能造出原子弹，它甚至连门都没有入。从1942年起，德国似乎已经放弃整个原子弹计划，而改为研究制造一个能提供能源的原子核反应堆。主要原因是因为1942年6月，海森堡向军备部报告说，铀计划因为技术原因在短时间内难以取得任何实际的结果，在战争期间造出原子弹是不大可能的。军备部将这一情况报告希特勒，当时由于整个战场情况的紧迫，德国的研究计划被迫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方略，也就是不能在短时间（确切地说是6周）内见效的计划都被暂时放在一边。希特勒最后决定，对原子弹不必花太大力气，不过既然在这方面仍然领先，也不妨继续拨款研究下去。当时海森堡申请附加的预算只有寥寥35万马克，有它无它都影响不大。
　　
　　1942年的报告是怎么一回事？海森堡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答案扑朔迷离，历史学家们各执一词，要不是新证据的逐一披露，恐怕人们至今仍然在云里雾中。这就是科学史上有名的海森堡之谜。
　　
　　在海森堡之谜的核心，有一幕非常神秘，长期为人们争议不休，那就是1941年海森堡对玻尔的访问。当时丹麦已被德国占领，纳粹在全欧洲的攻势势如破竹。海森堡那时意识到了原子弹制造的可能性，他和魏扎克两人急急地假借一个学术会议的名头，跑到哥本哈根去见老师玻尔。这次会见的目的和谈话内容一直不为人所知，玻尔本人对此讳莫如深，绝口不谈。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当时两人闹得很不愉快，玻尔和海森堡之间原本情若父子，但这次见面后，多年的情义一朝了断，只剩下表面上的客气。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说，海森堡去警告玻尔让他注意德国的计划；有人说海森堡试图把玻尔也拉进他们的计划中来；有人说海森堡想探听盟军在这方面的进展；有人说海森堡感到罪孽，要向玻尔这位教皇请求宽恕
　　
　　《海森堡的战争》一书的作者在书中说，海森堡去哥本哈根向玻尔求证盟军在这方面的进展，并试图达成协议，双方一起破坏这个可怕的计划。也就是说，任何一方的科学家都不要积极投入到原子弹这个领域中去，这样大家扯平，人类也可以得救。一方面海森堡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服从性，他无法拒绝为德国服务的命令；但海森堡又挣扎于人类的责任感，感受到科学家的道德情怀，而且他又是那样生怕盟军也造出原子弹，给祖国造成永远的伤痕。海森堡面对玻尔，那个伟大的老师玻尔，那个他当做父亲一样看待的玻尔，曾经领导梦幻般哥本哈根派的玻尔，却也是敌人的玻尔，视德国为仇敌的玻尔，却又教他如何开口，如何遣词少年的回忆，物理上的思索，敬爱的师长，现实的政治，祖国的感情，人类的道德责任，战争年代这些融合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语言和思绪？
　　
　　后来以此诞生了一部轰动一时的话剧《哥本哈根》，第一幕中为海森堡安排了这样的台词：
　　
　　玻尔，我必须知道（盟军的计划）！我是那个能够作出最后决定的人！如果盟军也在制造炸弹，我正在为我的祖国作出怎样的选择？要是一个人认为，如果祖国做错了，他就不应该爱她，那是错误的。德意志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长大成人的地方，她是我童年时的一张张面孔，是我跌倒时把我扶起的那双大手，是鼓起我的勇气支持我前进的那些声音，是和我内心直接对话的那些灵魂。德国是我孀居的母亲和难缠的兄弟，德国是我的妻子，是我的孩子，我必须知道我正在为她作出怎样的决定！是又一次的失败？又一场噩梦，如同伴随我成长的那个噩梦？玻尔，我在慕尼黑的童年结束在无政府和内战中，我们的孩子们是不是要再一次挨饿，就像我们当年那样？他们是不是要像我那样，在寒冷的冬夜里手脚并用地爬过敌人的封锁线，在黑暗的掩护下于雪地中匍匐前进，只是为了给家里找来一些食物？他们是不是会像我17岁那年时，整个晚上守着惊恐的犯人，长夜里不停地和
　　
　　他们说话，因为他们一早就要被处决？
　　
　　原子弹对海森堡来说，本质上是邪恶的，不管它是为希特勒服务，还是为别的什么人服务。战后，在西方科学家中有一种对海森堡的普遍憎恶情绪。当海森堡后来访问洛斯阿拉莫斯时，那里的科学家拒绝同其握手，因为他是为希特勒制造原子弹的人。这在海森堡看来是天大的委屈，他不敢相信，那些实际制造了原子弹的人竟然拒绝与他握手！
　　
　　这种道德观的差异普遍存在于双方阵营之中。
　　
　　德国战败后，海森堡被捕。负责审讯的高德斯密特问他：你现在愿不愿意到美国和我们一起工作？
　　
　　海森堡拒绝了。在他看来，这不是政治原因，也不仅仅是爱国。同为量子力学奠基人的玻恩在流亡英国后，海森堡给他写信说，自己之所以拒绝国外那么多诱人的邀请，是因为我们是为世人托付给我们的科学而活着。
　　
　　（本刊综合辽宁教育出版社《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中国青年报》2010年12月22日《科学的归科学政治的归政治》部分内容编辑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