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文化心理学一直致力于东西文化差异的研究。农业更讲究合作性，造就了东亚集体主义文化色彩，畜牧业更讲究个体独立性，造就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色彩。最新研究聚焦到了中国内部，考究人们的思维方式，是受小麦还是水稻的影响更大。 ——

图为中国云南省一位在梯田种植大米的农民

摄影 |JIM RICHARDSON, NATIONAL GEOGRAPHIC CREATIVE

看来，大米和小麦不仅仅是喂饱众生的种类差别。它们还能极大地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

具体研究成果已发布在本周四（2014.5.8）的科学上。研究发现了不同地域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差异。

该研究的一把手是，弗吉尼亚大学夏洛茨维尔分校的 Thomas Talhelm（后文用T.T.)，他发现水稻种植地区的人比小麦种植地区的人考虑问题更全面，更有合作精神。

T.T. 认为差异是因为水稻种植比小麦种植更需要农民共同协作。种植和收割水稻时，稻农们必须共同协作构建生产队的灌溉系统，到了农忙季节，常常需要农民们互相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就形成了要求“协作与共同利益并存”的集体主义心理的大环境。相反，小麦不同于水稻，它是生长在旱田的，靠雨水基本可以满足生长需水量。这时，农民就不需要团结起来干点什么，大家各干各能完全满足需要。使得中国北方独立性文化的大环境得以形成。

T.T.还发现，即使只是长江两岸两个相邻县，只要他们耕种的农作物不一样，他们的思维方式就会不同。他感叹到，“我从没发现有任何理论，能解释这种相邻县人们的思维差异”。

最近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东南边水稻种植区的人们比北边小麦种植区的人们对人际关系更加依赖。研究者认为耕种模式的不同将会是解释文化不同的新视角。

制图 | NG STAFF. SOURCE: TALHELM, T., ET AL. SCIENCE （#此图政治不严肃啊！）

虽然T.T. 的研究聚焦于中国境内，但这项发现似乎可以扩展到国家间的对比。比如，日*-本和韩国水稻种植历史悠久，和居民财富相当的国家相比，这两国的人们更注重人际关系，较少关注个人主义。

研究结果还表明，东亚地区人们的心理特征比通常认为的要更多样。我们一般刻板地认为这些地区的人们就是集体主义的代表，但是现在我们却发现，中国北方小麦种植区的人们与西方的人们一样，更重个人，更有分析头脑。

“作为，一方流派，文化心理学仅有短短20年的历史，而且其中很多研究都是针对东西方文化差异，都有点让人审美疲劳了。”T.T 打趣说，“大家就爱拿美国人和香港人，日*-本人比来比去，好像也没有太明确的目的。现在东亚地区的研究出现了文化多样性的苗头，我希望我的研究是一把冲锋枪，可以沖破文化心理学研究现状的瓶颈。”

曾有科学家做过有类似的研究，发现从事合作性的农业与从事独立性的放牧业与捕鱼业会对人们思维模式产生不同影响。

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R.N.认为，T.T.研究颇有意义，借此可以更细致地讨论农业模式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

值得表扬的T.T.

T．T．曾作为英语老师在中国待了好几年，细心观察中国南北方人们的文化差异，后提出了“大米理论”，认为，北方人说话更直接，南方人则更关心和谐，避免发生冲突。

然后，他发现以长江为界，两岸农作物存在历来差异，即：水稻种植区vs.小麦种植区。

摄影 |JIM RICHARDSON, NATIONAL GEOGRAPHIC CREATIVE

不同心理特征的验证实验

为了验证耕种模式差异是否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心理特征，T.T. 的研究团队招募了1162名来自中国各地的汉族学生，让他们在火车，公共汽车，轨道三个项目选出其中两项配在一起。结果发现水稻种植区的学生更倾向于关系的配对（火车配轨道）；小麦种植区的学生基于分析寻找的是抽象相似性（火车和公共汽车都是车）。

后来，T.T. 团队在长江两岸相邻县发现类似差异。这就排除了其他因素对该研究的干扰，如气候和语言因素。

为了充分验证差异性，T.T. 团队还做了其他实验，结果相似。比如，他要求被试画圈圈以表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水稻种植区的被试会把代表自己的圈圈画得比代表朋友的圈圈小一点儿；相反，小麦种植区的被试会把代表自己的圈圈画得更大些，平均直径长约1.5毫米。而在一个假设的情景中，水稻种植区的被试表示，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去表扬一个诚实人而不是惩罚一个不诚实的人。这种选择倾向正好符合集体主义特色的内团体偏向。

摄影 |JIM RICHARDSON, NATIONAL GEOGRAPHIC CREATIVE

这个问题还很难解释透彻

相反，业界两个相关的文化心理学理论却没有支持T.T. 团队的研究。这两个理论都旨在说明环境与文化对人们思维的塑造性。A理论强调社会越来越发达，人的受教育程度会越高，也会越来越富裕，届时，人们将变得更加自理，更具分析头脑，更倾向独立思考；B 理论强调，由于群体内部成员经常交流互动，所以传染病对于集体主义群体的风险更高。

不过，在中国，上述两项理论都不成立。耕种模式的不同依然是中国文化心理差异的唯一因素。即使是这样，T.T. 也不想夸大了他的发现，他觉得，“文化是复杂的，一个变量是不会解释一切。”

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人类学家 F.B. 一直致力研究中国农业，她赞了T.T.的研究，不过她对T.T.进行的心理实验持保留态度。在她看来，这样心理实验设计得过于简单，缺乏操作性定义，以至于实验者很难把整个实验细节诠释清楚。

她在被试选择上也有疑问：为什么选大学生而不选真正的农民。虽然研究人员解释说，我们的研究目的就是希望证明历来耕种模式将影响现代人，哪怕是从未下过田的人的思维模式。不过，F.B.还是认为，这样的说法过于笼统，缺少明确的影响过程。

T.T.最后解释到，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解释，但是文化有它的传承性，比如父母教育方式、教育以及很多其他方面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