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现代人的思维总是统计学与概率论的合体，在定性思考过后习惯用定量的数据来支撑观点。虽然数据不会说谎，但说谎者需要数据。 ——

如今，缺少统计学和概率论的现代命运观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了。在这种命运观里，隐含着如下思维逻辑：“既然世界注定是不确定的，而人类必须在这一前提下做出选择，那么错误就是不可避免的。既然错误不可避免，那么如果我们按照某一特定的方式行动，最好能知道犯错误的几率有多大。这样，我们就能找出相应的对策，从而减少犯错的次数，或者减少犯错带来的损失。”

表面上看，这一逻辑很正确，很强大，以至于科学史家伊恩·哈金（IanHacking）在考察了统计学的发展轨迹后声称，那些默默无闻的统计学家已经改变了世界——不是通过发现新的事实或技术，而是改变了人类推理和实验的方法，以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观念的形成方式。

但是，这个建立在归纳推理上的思维方式并非没有问题。一个不知道什么是错误，哪里会犯错的人，怎么可能减少错误，或者降低损失？就像哈金在另一个场合下所说的那样，归纳本身就是冒险。因为，确定的过去和现在，无法保证未来同样确定。再说了，就算这种思维方式像射向未来的光柱那样笔直，在各种“引力场”的作用下，也难保它不会弯曲。事实上，时时刻刻，我们都需要用信念，而不是推理，将过去与未来紧紧地绑在一起。

统计学家戴维·穆尔（D.S.Moore），美--国统计学会的常务委员、普度大学的统计学教授在统计学的世界里开宗明义：尽管数字很重要，但是统计学绝非纯粹的计算，而属于文科的领域。因为它跟文学、历史、政治学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一样，都带着主观的性质——其思维方式“都是用不确定的经验数据做推论”。

著名的统计学家C.R.劳（C.R.Rao）是统计学的坚定捍卫者。他说：“在理性的基础上，一切判断都是统计学。”他还说：“对统计学的一知半解往往造成不必要的上当受骗，对统计学的一概排斥常常造成不必要的愚昧无知。”但在统计与真理一书中他也同意，在一定意义上，统计学是一门运用数字讲故事的艺术。

就效力而言，统计学与概率论各有所长。概率论者像预言家，他们往往以“研究随机性或不确定性的数学”的面目出现。统计学则不同，它更像历史学，标榜的是数据的收集、测量、归纳与分析。当然，就像通常所见的那样，历史学家最爱扮演预言家的角色——骨子里，现代人的思维总是统计学与概率论的合体。

如果说穆尔一语道破了统计学内在的价值取向。但是有意无意地，他还是忽视了这种倾向的主观程度。我曾经谈到过，统计学从诞生之初就有天然的政治属性。这几乎是这门学问的“原罪”。如今，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变迁后，它真的已经摆脱了“政治算术”这个不名誉的称号了吗？穆尔没有回答。

即使权力不再是统计学的致命伤，政治仍是扭曲它的引力场。就以“普查”（census）为例吧。在统计学中，这是最强调准确，也最耗财费力的方法。显然，只有国家或政府这一类政治权力才可能实施它。然而正因为权力的需求和介入，所谓普查总会带有政治性的偏差。

比如美--国人口普查局宣称，按照联邦宪法的规定，他们至少每十年进行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目的只是“提供可靠的人口统计数据”。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每次统计总有一些人给“漏掉”了，且不是小数目。废奴之前的普查不必说，那时候一个奴隶只能按3/5个人计算。即便到了上世纪下半叶，一次普查中漏掉几百万人口的事情也属常态。1990年，他们漏掉的人口大概有447万人。2000年的人口普查曾被当时的美--国人称做历史上和平年代最大的一次全民动员，漏计的人口至少也有300多万之多。要知道，在这漏掉的数目里，还不包括上千万的非法移民。

哪些人被漏掉了？答案显然是政治性的。黑人漏掉的最多，还有其它少数族裔。其次是居无定所的流浪者，以及失业人士。漏掉了这些人，有政治上的影响吗？答案同样分明。因为宪法规定，美--国众议院的席位，总统大选中的选举人票数，还有数以千亿计的联邦救济金，都要与人口普查数据挂钩。在巨大的价值面前，统计学怎么做到真正的客观呢？难怪奥巴马打算把级别低微的人口普查局从商务部里独立出来，以减少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而这一打算迄今看不到前景。

政治当然不是影响统计学的惟一因素。利益、虚荣、心理和意识形态，只要对未来的期许足够强大，这些东西都可以让统计学发生变化。在它们的威逼利诱下，如今的统计学在真实与谎言的灰色地带上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滑向虚无。

政治家格罗夫纳（C.H.Grosvenor）说：“数据本身不会说谎，但说谎者需要数据。”从数据着手，乃是操纵统计学的捷径。手段说起来无非三种：修饰数据、加工数据和伪造数据。几年前，纽约时报的两位科学记者合著了一本书，揭露的就是那些与数据打交道最多的人群——科学家。他们本应是统计学的卫士，却不同程度地成了它的叛徒。那本书就叫背叛真理的人们。在书中作者一口气列举了好些个我们熟悉的名字：伽利略、牛顿、道尔顿、孟德尔等等。这些人在他们的科学生涯中都干过同一类事情：用数据撒谎。他们盗用他人已有的数据，篡改自己的实验数据，编造精确度高到超越当时测量技术水平的数据，添加一些高度拟合的、无法重复再现的数据。总之，用作者的话讲，他们把“高尚的原则与低劣的实践”结合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

就像我引述的那样，似乎只有统计学家才真正理解统计学的局限与危险。比如萨尔斯伯格（David Salsburg），他也是一位有名的统计学家。其主要观点体现在女士品茶一书的副标题上——“20世纪统计怎样变革了科学”。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他在这本书的结尾却写了一段大意如此的句子：

“在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统计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除了极少数角落，统计学已经征服了科学领域几乎所有的决定论观点，其看待事物的方式甚至成了西方通俗文化的一部分。然而，统计学就是“一尊泥菩萨”。它洋洋自得地立在那里，并不知道在未来的某个隐蔽的角落，另一场革命正在孕育。而发起那场革命的男男女女，可能正生活在我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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