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4岁的我因为身材比例不错被福建歌舞剧院看中，选拔为舞蹈演员。并公费送到北京舞蹈学院进修。
　　
　　初到学校，因为浓重的方言我常常受人欺负。每天去食堂打饭，大师傅都会故意为难我，说他们卖的是肉包，不是漏包。有次学校举行文艺演出，老师让我做主持，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报幕声：下面请听女生额重喝。台下立刻哄堂大笑，我对此却感到莫名其妙，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学习舞蹈之余，为了拓宽自己，我又去学习唱歌。大概是我的方言实在让音乐老师都无法忍受，便推荐我跟一个艺术学院的台词老师牛娜订正语言。
　　
　　初一见面，牛老师很快就喜欢上了风风火火大大咧咧的我。她告诉我：孩子，我不收你的学费。但是你一定要好好学，学好了我推荐你去考我们的军艺（解放军艺术学院）。这句话顿时让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随后的日子只要有空闲我就往牛老师家里跑。数年之后她反复地说，姚晨是她见到学习最用功的孩子。尽管如此，我的方言订正起来依然困难重重。牛老师为此不得不发狠，让我跪在地上读。长期如此的训练，渐渐地，我的普通话变得娴熟自如了。
　　
　　1997年春季，我顺理成章地参加了艺术院校招考考试，几家艺术院校都是一考上榜。我甚至成为各个艺术院校的争夺对象。
　　
　　我在紧锣密鼓按部就班复习文化课的同时。还在为另一件事情揪心。这一年，也是我作为舞蹈演员在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期限。按照规定，舞蹈学院毕业我要回福建歌舞剧院工作，他们是不会轻易放我离开的。
　　
　　就在高考报名结束的前两天，歌舞剧院终于答应放行，前提是姚家必须支付10万元的违约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爸爸便开始四处借钱。跑遍了整个福州。第三天早上是最后的交款期限。爸爸带着一大包的钞票神情疲惫地回来。经过清点，所有的钱凑在一起才6万多块。歌舞剧院此时态度依然强硬，没有钱就没有放行证。为此，我与这一年的高考失之交臂，不得已。我只能重新回到歌舞剧院当了一个不起眼的舞蹈演员。爸爸也在极度焦虑中一夜白头
　　
　　剧院的生活对于18岁的我来说完全可以用安逸来形容。静下来的时候，我仍然觉得这不是自己最终想要的生活。远在北京的牛娜老师也时常给我写信，女弦子不可能跳一辈子的舞，与其在小地方没出息地安稳下去，不如破釜沉舟来北京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全新空间我下定决心再赴北京重新备战艺考。经过两年的缓冲，我已经有能力偿还歌舞剧院的巨额违约金了。而且我决定。假若考试失利的话，我就脱离文艺这一行，跟着爸爸去做一名列车乘务员。
　　
　　1999年，20岁的我重新来到北京，开始了人生追梦之路。在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的考试时，考题是全体考生共同完成一个名为《舞会》的小品，当时几乎所有考生在听到考题后，一齐涌上舞台翩翩起舞，只有我在大家都上舞台之后才疾步走向舞台的中央，用标准的普通话念出：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个舞会我扮演的主持人一下子成为舞台的中心。舞台上所有的演员不得不在我的调度下进行排演。当时台上台下无不为我的聪明与机智喝彩。最后，我如愿地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这时没有人会关注我刚入学时浓重的家乡口音，没有人会想起我的女生额重唱，大家都在回味那精彩的主持说辞，并进行不断地传说演绎奉为经典。只有我自己明白，为了这一天，自己的内心经历了几许幽暗阴晦才到今天的大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