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导读：漂，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最真实的生活状态，没有恒定的方向，没有确切的归宿，只有仓皇和悲凉相伴，然而，漂漂族的尊严在哪里呢？——

漂，已经是几亿中国人的一种基本生存状态。漂泊，漂流，漂游，像云那样，像浮萍那样，严重缺乏抗风能力，一丝丝风都改变生存轨迹。没有恒定的方向，没有确切的归宿。漂得仓皇，漂得悲凉。

其实，原本可以不这样的。那些有代表性的市场经济国家，哪一个不是每天都人流川流不息？所谓树挪死人挪活，正是基于人口的巨量流动，才带来信息的流动，知识的流动，智慧的流动，机会的流动，如水因激流而产生巨大势能。人口的巨量流动，原本是市场时代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没有人不能接受，没那么多沧桑感。

唯独在中国，以至于必须要用漂这个特定的词汇，来形容流动族群的基本生存状态，尤其形容流动族群的特殊心态，即那种仓皇的心态，那种悲凉的心态。

正是基于那种心态，才培养了人们对于漂的尊严，漂的权益的特殊的敏感。所以，当媒体披露，北京近日有30所打工子弟学校关门停，近3万打工子弟因此失学时，马上就引爆了舆论的强台风。流行于互联网上的现场图片，图片中那一个个失学儿童在被强拆的校舍废墟上手足无措的样子，深深刺痛了千万读者的心。漂，要害在于无根，因而无从着陆，无法安顿。而这命运居然并非到自己这一代止步，居然注定了下一代也无从幸免，也必然接续无根漂泊的命运。

北京的建设，集中了全国最优势的资源。北京的每一份荣光，因而都不单属于北京，也属于每个中国人，何况，打工子弟的父母在北京都有劳作，都有消费，都有纳税。北京却并不承认他们，一旦认定所谓人口超载，他们就必须随时让路。不走，就用各种招数逼他们走，包括不惜从他们的孩子下手。这颇类似强制清场的举措，不限于北京一域，而早已成为体制性的常态举措。譬如在据称是开放前沿的深圳，就曾轰轰烈烈地关闭10元店，烧掉流浪汉寄居的窝棚，以切断外来底层族群的生存通道，让他们不得不乖乖离开。这逻辑如此强大，以至于后来“大运会”期间，为防有碍观瞻，深圳竟强制性地将数万“高危”流动人员，悉数驱赶到东莞等邻近地区。

只需要你的青春、汗水和财富，对你这个人本身并无兴趣。只有功利，没有关怀，没有负责，这就是现行体制对流动族群的真实态度。仿佛一片一片的庄稼，收获了麦穗之后，麦秆则往往被当作负担，当作累赘，恨不得统统丢掉或者一把火烧掉。北京强行关停打工子弟学校正寄寓着这样的悬念，才充分调动了公众的合理想象，引爆普遍的恐惧与谴责。

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会用漂这么灰色的词来形容外来族群的基本生存状态尤其是心态。就此而言，中国所谓流动人口不仅属于空间意义上的流民，更往往属于心理流民甚至是心理难民。他们跟他们脚下的城市，跟他们脚下的土地的心灵上的必然联系，被体制一刀两断，即他们的心灵被架空，自始至终乃至一代又一代，都只能漂在云里、雾里、风里……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是市场时代，人家的巨量人口流动，和我们的巨量人口流动，会在漂与不漂这点上有天壤之别。陈丹青说他的孩子从中国到美国，不用出示任何证件，只要拿出国外寄来的信封，人家就会给孩子办理入学。这真令人汗颜。通常认为国内的物流成本，比从中国到美国的物流成本高太多。岂知中国孩子国内异地入学，也比从中国到美国入学要难太多。这是一个怎样荒诞的传奇。我们给流动族群，实在附加了太多的体制性锁链和体制性羞辱。

曾经有个统计数据，被认为是一种成就，即中国城市的私房比例，比很多发达国家都高。这在我看来，却丝毫不值得炫耀。中国老百姓有着比其他国家的老百姓强烈太多的买房冲动，而支配这冲动的，则往往是深入骨髓的一种恐惧，即对漂的恐惧。没有私房，往往只能租房，而只要租房，你就很可能属于大运会期间，被强行驱赶的所谓“高危人群”中的一员。你的额头就仿佛被刻上一种隐性的耻辱标记，你随时可能被查房，查证，而且常常发生在三更半夜……那么赶紧置业吧，只有住进自己的私房，才不会被歧视，才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才有安全感，和真正的私人空间。

如前所述，市场时代必然是巨量人口流动的时代。流动带来活力，流动带来财富，流动当然也应该带来权利与尊严。怎样学会尊重流动族群，让他们不再是黄土地上的吉普赛部落，让北漂有尊严，南漂也有尊严，漂到哪里都有尊严，都宾至如归，从而彻底刷新漂的词义，让漂变得明亮温暖，这，应该构成制度变革的重要方向。否则，难有真正的市场可言，更难有真正的文明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