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那天，天有些冷，母亲起得很早，帮我打点行装。动身时，父亲要送我，母亲坚持她送。她不能说话，张着口支吾了半天，又用手比划着，父亲仍不动声色地站在门口。母亲似乎有些了怒了，从父亲手中抢过行李，抗起来便走，我只好跟在后边。从家到车站有十来里的山路，母亲走得很急，我知道她怕我赶不上车。沉沉的行李压在肩上，原本瘦弱的她显得更加矮小了。我几欲接过来，她都不肯。步子比以前更快了。望着母亲单薄的背影，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母亲在她十岁那年，一次重病永远夺去了她说话的权利，听人说母亲刚来时是很漂亮的，然而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将眼前瘦小的她与二十年前那个漂亮的姑娘联系起来，我知道母亲老了。

快到站时有一段下坡路，正当我回望家门时，突然听得扑咚一声，我转过身，母亲正跌在地上，一只鞋子扔得老远；我连忙赶过去，母亲有些愧疚地摇摇头，嘴里又支吾着什么。在我捡回鞋子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了母亲那只光着的脚，冻得又红有肿，长满了冻疮。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母亲似乎明白了什么，她慌忙套上鞋子便走。

在车站上，母亲摸了摸我的头，有拍了拍我的口袋，而后深情地望着我。我知道她的意思：钱要放好，路上小心些。车来了，母亲目送我上车，我招手让她回去，她点点头，但没有动。车开走了，拐了几个山口，我再回头，透过车窗，我看见远远的站台下，是瘦小的母亲，她仍在那里遥望着，寒风中像一尊雕塑。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到校后，我一直挂念着家中，惦记着母亲和那长满冻疮的脚。恰好收到第一笔稿费，我就去商店给母亲选了一双加厚棉袜，在信中我嘱咐父亲一定要让她穿上。几个月后，父亲回了信，他说，天渐渐暖和了，母亲的脚也好多了，棉袜母亲只穿过一次就再也不肯穿了，她洗净了放在枕边，常常拿出来看。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含着泪读完信，模糊中我仿佛看到母亲瘦小的身体渐渐高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