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沈芯菱第一次碰面,是在台湾清华大学苏格猫底咖啡馆。21岁的她,脸上有浅浅的酒窝,带着大学二年级女生该有的清纯稚气。然而,谈话内容却和咖啡馆的名字一样富有哲思。
她出名极早。12岁,国小六年级,她就在网络上架设免费的线上教学平台安安,迄今在两岸累积了350万名使用者上网学习;14岁,国中二年级,因为看到柳丁价贱,向报社投书,最后与农委会打笔仗,在大众媒体前一夕爆红,迫使政府改变立场,并推动了全民吃柳丁运动。
15岁到18岁,她将关怀的范围扩及更多弱势群体:青少年、原住民和台湾媳妇;19岁,她背起相机,深入台湾大街小巷,捕捉社会底层劳动者的影像,最后累积了20万张她称为草根台湾脸谱的图像,到北京奥运会办展览。《读者文摘》亚洲版称她为少女慈善家,她的故事被载入国中教科书。
21岁,正是台湾许多年轻人还赖在家里的年纪,她却似乎过着一个高转速的公益人生。
人们看她,会赞叹说:太优秀了!然而,她却说自己平凡:我是一个摊贩、一个庄脚小孩。
(铁皮屋)之前真的很热,下雨又会滴水盛夏,我们来到沈芯菱在云林县斗六市的家,她与父母住的仍然是她幼时省道旁的铁皮屋,只是装了冷气,也大了一些。屋内,穿过花车、衣架与缝纫机,后面30多平方米的隔间,一台笨重的旧电脑,一张用到泛黄的围棋桌,那是沈芯菱幼时用来读书写字的角落,用了10年,没有换过。
沈芯菱这些年考了超过40张电脑证照,靠数位技能为企业搭设网站,加上参与公益演讲等赚的外快,总共赚了近300万新台币,然而其中有280万都投入她自己推展的公益事业,而不是换掉铁皮屋内的家具。
我的成长背景,让我更加能感同身受。沈芯菱表示。
1989年,沈芯菱出生。在她出生之前,家里还算小康,学裁缝出身的父母亲非常勤俭,开了一间小型家庭式的裁缝加工厂。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抵挡不住汇率升值的压力,汇率由1美元兑新台币40元,急升到1美元兑新台币26元,造成以出口为导向的纺织业掀起出走潮。受到上游厂商的拖累,小工厂倒闭了,家里还欠了债。
因此沈芯菱在幼时就跟着父母试过各种谋生方式,曾经一家三口和狗笼挤在一辆小车上,也曾经摆摊躲警察。
看到父母日夜奔波,她比同龄的人都早熟。
很多人都很好奇为什么我从国小六年级就开始要立志做公益。因为我自己小时候跟着父母摆摊,没有上幼稚园,上国小根本赶不上进度;因为在之前,我都只能在旧报纸上写字啊。同学拿圆珠笔写作业,我只敢拿铅笔去练,为什么?便宜。而且,练好后,可以赶快擦掉再写一次,所以常常会被同学耻笑。
老师都说教育是改变贫穷最好的方法,可我看见的却是,如果教育只有精英教育,像我们这种穷孩子要靠什么翻身?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台湾居民收入增长了两倍,然而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却开始扩大。人口外移、老年化、隔代教养,这些社会问题都在我生活周围上演。站在社会底层,年龄又小,她本来应该是弱小而无助的,但一个偶然的事件却让她发现,自己拥有改变事情的力量。
那一年,沈芯菱10岁,当年台湾经常上网的人口数量达到480万,她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家贫的她,小学第一台电脑,是母亲当掉少女时代攒下的玉镯去买的。因为再苦,也不能牺牲孩子学习的机会。沈妈妈说。刚接触电脑与网络的她,看到种植文旦柚的阿公,没有因为盛产而高兴,反而为了收购价格过低而苦恼。她想起看过人家在网络上卖东西,就凭着一股傻劲儿试试,她上网查企业电子信箱,用小学四年级学生的天真口吻写道:
我阿公种的文旦柚很好吃,有需要的可以来订。
本来只是姑且一试,没想到3天之后,家里真的接到企业订单,全家人喜出望外,尤其是阿公。他一直问:是真的吗?我那时第一次发现网络的力量!沈芯菱表示。
后来,因为斜对角开了一家超市,父母在铁皮屋开的小杂货店生意一落千丈,沈芯菱提议父母回到缝纫本行。
她自学摸索建立了一个企业网站来接收订单,一年不到,家里的生意也平稳下来。
国小六年级,她因为自己没有钱补习,又羡慕班上同学热烈讨论当时流行的线上教学,她便为那些没钱补习的同学架设了安安免费教学网。
第一年,为了筹措架站的费用,她接了3家公司的网站设置案,租了服务器;接着,为了自制教材,她到处向人借课本和参考书,到图书馆找资料;每天都去浏览不同的网站,看人家怎么搭配音效与动画,怎么发展题库,然后自己动手制作内容。她也善用热心网友的力量,邀请许多教师免费提供他们自制的教案。
这个网站迄今已累积有二三十万套教材与多媒体影音材料,第一年就有70万人上线使用。单亲妈妈跟我说:谢谢你,我的孩子功课进步了!有谁会想到,一个12岁小女孩架设的教学网,竟然可以影响两岸?安安免费教学网9年间累积了超过350万使用者。
沈芯菱所做的,几乎每一项都是从弱势者出发,都是借由网络平台弥补弱势者与其他人在知识上的差距。这个她称之为知识公益的出发点,含有着她检视自己,并且撕下贫穷的社会标签的意义。
国中二年级的时候,她投书报社,说柳丁价贱伤农,却被农委会发文反驳说国中小女生的话不可信。我请妈妈到附近的农户拍照,我架设网站,提出证据。这个反击,最后迫使政府改口收购,社会也掀起一股买柳丁救农民的热潮。原来,个人小小的力量,可以拓展到无限大。
这些经验,是她日后利用网络做公益的起点。每当沈芯菱有创举时,憨厚的父母总是难免担心。以柳丁一役为例,经历过台湾威权时期的父母,总担心与政府作对的后果,劝她算了。可是,生于开放社会的她,凭着一股冲劲儿,总觉得自己凡事都可以试试。每一种尝试,其实都是自我追寻的快乐之旅。
沈芯菱有一次拜访一位蚵农阿嬷,老妇的手指被牡蛎割伤,却笑眯眯戏称,流出的鲜血是红包礼,有它才能赚钱为孙子付学费。底层草根工作者的勤苦让她反思:他们不是失败者,为什么要把曾经赤着双手奠基好社会基础的人,移到金字塔的最底层,让贫穷继承贫穷?
才21岁的沈芯菱,深刻思索着贫穷背后的结构性不公,她不是用理论去批判,而是用行动去改变。这位台湾的小尤努斯,对成功有一套她自己的定义:成功,不是赢过多少人,而是帮过多少人。她思索快乐的定义:不快乐的人是因为没想过要带给别人快乐。
在《商业周刊》委托EOLembrain东方快线执行的两岸80后量化调查之中,其实已经开始听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重新界定成功,认为成功是追求自我兴趣加上帮助他人的快乐。
富裕社会反思物质主义,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快乐,这件事在台湾社会是现在进行时,沈芯菱可以说是年轻人中的先驱者。
从后面看着沈芯菱,可以看到她浓密的黑发下藏着许多白发,这是她从小学起,经常晚上熬夜工作的痕迹。其实我还是会自我质疑,我所提供的,真的是别人需要的帮助吗?但在她缺乏把握的时刻,有母亲站在她旁边,陪她深夜用功编教材,陪她上山下海拍照,让她继续大步走下去。
读大学3年级的她,最近还计划着,要把卖文旦柚的平台扩大,成为可以卖更多农产品的平台;再把免费线上教学平台课程从国小、国中扩展到高中;然后,还要再去跑跑台湾更多的乡镇,拍摄草根人物。因为她发现上一辈逐渐凋零,时间越来越紧迫了。
她想做的事情太多。我的终极目的,就是把发言权、诠释权从上位者还给那些在太阳底下默默低头流汗的人。对,就是让他们的声音被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