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导读：“晕轮效应”让我们容易把学霸、高学历等同于“好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好学生”到“好人” ，我们的教育还缺什么？——

短短一周之内，身处上海和波士顿的两位好学生制造的两起惨案在中国和美国引发了轩然大波：复旦黄洋投du案，受害人的室友是高学历、尖子学校的研究生；与此同时今天CNN披露，波士顿爆炸案的第二名嫌犯在学校“表现良好” “拿奖学金” “adorable kid” “passionate” “loving”。

看起来只需再过短短的一段时间，从震惊中恢复的大众又会回到那个老套的问题上：为什么好学生并不总是“好人”？

那首先咱明确，孩子的好与坏由谁来教？是父母呢？邻居呢？还是老师呢？你可能会说了：“我X【喂冷静】当然是老师了，老师不教谁教啊，我们给学校教那么多钱，我们还上班，孩子难道还要我们教吗。”

好，就算是老师来教。有几个问题：

我们经常说张三是个好人，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张三网球打得很好：这两个词里面，“好”人中的“好”，和我们说张三打网球打得很“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词语有两个方面的性质：其一用来描述一个技能的擅长与否，其二意即道德上的好与坏。

我们一票网友通常认为，节操是一个物体 ，有或者没有，所以经常说“掉节操”、“拣节操”，而也有另一票网友比如Roger Straughan认为节操是一个技能：你可以练习，有经验值，升级。所以不是你有节操我没节操的问题，而是和打网球一样，你节操水平高我节操水平低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概念游戏，我们到底是应该教节操（内容传授）呢？还是应该创造一些机会，比如在学校里面设置故意摔倒的老太太这种NPC，让路过的孩子们有机会锻炼一下发挥节操的精神呢（内容执行）？

这是第一个实际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教到一个什么程度？

首先我们来确定：什么是一个有节操的人。一个人可能看到一个萌妹子，特别想上去抱一下，捏一下。但是他没这么做，因为老师告诉他不能这么做，于是他在表面上表现的很有节操，可是他在心里已经把妹子亲了几十遍了，节操掉一地。。

你觉得这个人有节操吗？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什么算是有节操？很多学者指出，道德情操在不同的阶段发展为不同的模式：

1、首先这个人要有一个有节操的心灵：他在认知一个事物的时候需要有节操的去认知（所以他看到萌妹子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如此佳人丽质，心悦君兮君不知。而不是：卧槽好萌。。。。(⊙v⊙)

2、由这个心灵带来有节操的决定：和妹子握手（而不是我决定要抱住\捏）

3、由这个有节操的决定带来有节操的表现：最终和妹子握手了（我捏了【？】）

所以这三个环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最终在妹子面前表现了一个君子的风度，很大方得体的介绍了自己。可是他心里是极为猥琐的。这也就涉及到我们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扔给学校：我们教孩子的道德情操，做一个好人，要教到什么地步？是1-2-3都要保证吗？还是只保证1、2？还是只保证3？

显然，复旦大学的学生少不了在1、2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的思想品德和政治都是在保证1、2），美国波士顿的好学生应该也有很多1、2的教育。

但是针对心灵、决定（1、2）的教育，我们承认，并不能保证行为（3）。

同样为了升官发财而捐款捞政绩的人，就是只有好的行为（3），却没有对慈善正确的认识和动机（1、2），你觉得他们是好人吗？没人否认他们的行为带来了好的结果，却有很多人对他们的行为不齿。

你说，我们不求那么多，只有好的行为就够了，这样社会不就和谐多了吗？所以我们不求1、2，只保证3就行了。

很遗憾，教育的职责不是“保证“。教育的职责只是更好的帮助学生去理解自己的选择：我为什么会这样做。这世界上只有一个方法能保证一个人的行为，次次不出差错：洗脑。【参见大英百科全书-朝鲜【你够了

我们需要理解，再完美的道德教育，把大道理说尽了，我们的教育最终无法剥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的最基础权利：选择的权利。一个人，作为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始终有能力去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他要做什么，在一个特定的路口，决定自己做A还是做B。有选择，就意味着有人会选A，有人会选B。

这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个系统，可以确保一个人在面对好与坏的时候，总是选择做“好人”。

退一万步讲，假设豆老师给你一个学校，可以确保一个100%的结局，所有人在面对A和B的时候，都会选A。那你告诉豆老师，这个学校的教育，是教育呢？还是洗脑呢？

危险的是，江山轮流坐，明天到我家。一个能够达成让人100%选A的教育系统，其危险之处恰恰在于，如果日后有危险人物当权，这个系统可以被轻易地篡改，培养下一代公民100%选B。一个100%的人都选择谴责谋sha犯的人，也可以在换一套教科书之后，在同一套体制的培训下，100%的人都去谴责被害者：机制是一样的，需要的只是调换内容，和时间。

Roger Straughan说 “教育的结果越却确定，这模式就越难被称之为教育”。教育和洗脑的区别，就在于教育从不确保一个答案的出现，而是教给学生选择的权利。既然有真正的选择，就总会有人去选择做坏人。这是任何好的教育都无法避免的特征。

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成功的道德教育模式？

道德教育基本只有两种模式：

一种叫做“价值辩论课堂”，广泛见于北美（加拿大、美国的中学中）：老师在课堂上抛给大家一个道德问题（堕胎道德吗？），学生们自行辩论。老师不做主张，只评论学生们的论据的不足和好的地方。

一派教育学家对此表示十分乐观。教育学家Hare曾说：“让孩子们学会辩论吧！不用担心内容，一旦他们掌握了道德辩论的逻辑和原则，正确的内容自然会浮现。”

真的吗？然而这种教育方法的危险性正在于，老师不去参与，允许各种观点横行并辩护自己。学生继而觉得“世界上没有对与错，完全看我怎么说”许多基本权利的条款被否定：既然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就连“自由”、“男女平等”、“战俘不受迫害”也变得可以讨论。

与之相对的就是“价值传递课堂”：老师有一套固定的“好”的价值（助人为乐、邻里和睦、尊重女权、男女平等），上课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东西灌输给孩子们。

这种教育方法的危险在于：谁来判定什么是“好”与“坏”，一个在中国道德价值体系里面培养出来的孩子，只需要看一眼日*-本右翼的历史教科书，就知道原来“好”的事情在不同的国家，可以差这么远。黑的好与白的好，完全可以对立。

总有一天，一个人可以利用这种系统掌握“好”与“坏”的立论，通过教育系统传播，广泛传播一个民族的劣根性，继而让别人为他心甘情愿去屠sha六百万人。我们的历史，难道没见过这样的惨剧吗？

豆老师还有论文要写，最后引用一句萨特的话作为结尾吧：

“我们站在一片各种价值的王国中，身后没有、身前也没有，那些可以让我们恐慌时依靠的原则们。我们只剩下我们自己，赤身裸体，没有任何帮助和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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