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0月，我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一个商人之家。不惑之年的父亲喜不自胜，为我取名万祺，寓意军阀混战的乱世早日结束，迎来一个和平安宁的盛世。

时光荏苒，我一天天长大，一个叫罗柏心的女孩走进了我的心里。柏心出落得亭亭玉立，冰雪聪明。她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生意伙伴。1943年1月，我和柏心准备结婚。为了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双方都邀请了澳门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和政府官员，并拿出5万大洋筹办喜宴。然而，柏心高兴不起来。此时此刻，善良的她仍惦念着日寇铁蹄下父母惨死，无家可归的孤儿：与其花5万大洋办一个奢华的婚礼，还不如用这些钱为那些可怜的孩子做点什么。我被柏心的大义和大爱深深感动了。最后，5万大洋全部电汇到广东省妇女会，作为抗战时期儿童教养院抚育孤儿的经费。

婚后，我和柏心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爱国忧民之心始终如一。1950年，人民解放军要解放海南和广西，我和柏心激动不已，每天起早贪黑地协助澳门国有机构抢购战略物资，支援解放军。加之此前联合民主人士、工商文化界揭露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备战面目，我被列入了g*-党敌特暗sha的黑名单。

1954年的一天，晚饭后我和柏心还有孩子在客厅小坐，突然间，屋外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孩子吓得惊恐万状，直往我和柏心怀里钻。硝烟散尽后，看到院子的围墙被炸掉半截，我赶紧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拉着柏心冲出家门。在朋友家安顿下来后，我愧疚地对她说：让你跟着我担惊受怕了!从嫁给你的那天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柏心淡定而从容的微笑，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革命战争年代，我和何香凝、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柏心就是这一份份情谊的见证人。1967年，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当时，为了支持祖国建设，我把大儿子马有建、二儿子马有恒从小送到内地学习、工作。叶剑英元帅为了保护我的两个儿子，再三叮嘱他们一定要住在家中，不要外出惹来麻烦。每天，叶帅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都会询问兄弟俩的情况，和他们打乒乓球、游泳，情同父子，让我和柏心感动不已。1986年10月，叶帅病逝于北京。随后，我和柏心陪同叶帅长子叶选平捧着叶帅的骨灰盒飞返广州，将骨灰葬在了红花岗197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国务院宴请港澳同胞代表，我和柏心有幸出席。晚宴上，我被安排坐在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旁边。见我和邓小平谈得甚为投机，柏心灵机一动，拿出一张精致的菜单请邓小平签字作为纪念。邓小平签字后，用四川话风趣地问：这样行不行?柏心激动得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

然而，风雨相伴近60年，柏心却因病与世长辞。我悲恸欲绝。因为她是一个好妻子、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这个家，她自己却无欲无求；她担任澳门妇女联合会主席期间，为妇女权益积极奔走，八方呼吁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投资珠江三角洲，还是1991年向遭受洪灾的华东地区捐款，她都积极支持。

柏心走后，我渐渐从悲痛中走了出来，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打打太极拳，养养花，写写诗，看看儿孙如果柏心在天有灵，她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2010年春节，孩子们从祖国的各个地方齐聚澳门，挤满了客厅，笑语连天。如今，他们都学有所长，事业有成，热心服务社会。

看看其乐融融的小家庭，再望望窗外温馨的万家灯火，回归十年的澳门正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中变得日益繁荣、富强，我不禁感慨万千。耄耋之年，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幸福、温暖，我此生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