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我曾和林斤澜、柳溪两位老作家访法。一个风雨天，我们所乘的汽车驶在乡间道路上。在我们前面有一辆汽车，从车后窗可以看清，车中显然是一家人，丈夫开车，旁边是妻子，后座是两个小女儿。
　　
　　他们的车轮扬起的尘土，一阵阵落在我们的车前窗上。而且，那条曲折的乡间道路没法超车。终于到了一个足以超车的拐弯处，前边的车停住了。
　　
　　开车的丈夫下了车，向我们的车走来，为我们开车的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翻译，法国青年。于是他摇下车窗，用法语跟对方说了半天。后来，我们的车开到前边去了。
　　
　　我问翻译，你们说了些什么？
　　
　　他说，对方坚持让他将车开到前边去。
　　
　　我挺奇怪，问为什么。
　　
　　他说，对方认为，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对我们太不公平。对方说，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自己根本没法儿开得心安理得。
　　
　　而我，默默地，想到了那位法国父亲的两个小女儿。她们必定从父亲身上受到了一种教育，那就是某些明显有利于自己的事，并不一定真的是天经地义之事。
　　
　　隔日，我们的车在路上撞着了一只农家犬。是的，只不过是碰了那犬一下，只不过它叫着跑开时，一条后腿稍微有那么一点瘸，稍微而已。法国青年却将车停下了，去找养那只犬的人家，十几分钟后回来，说没找到。半小时后，我们决定在一个小镇的快餐店吃午饭，那法国青年说他还是得开车回去找一下，要不他心里很别扭。是的，他当时就是用汉语说了心里很别扭五个字。而我，出于一种了解的念头，决定陪他去找。终于找到了养那条犬的农家，而那条犬已经若无其事了。于是郑重道歉，主动留下名片、车号、驾照号码回来时，他心里不别扭了，接下来的一路，又有说有笑了。
　　
　　我想，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情，它应该首先成为使自己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正如那位带着全家人旅行的父亲，他不那么做，就没法儿心安理得；正如我们的翻译，不那么做就心里很别扭。
　　
　　中-国大，人口也多，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其实还没达到物质方面的小康生活水平。腐败、官僚主义、失业率、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所有负面的社会现象，决定了我们中-国人的文明，只能从底线培养起来。
　　
　　所以，对于我们的同胞在文明方面我们不能有太脱离实际的要求。无论我们的动机多么良好，我们的期待都应搁置在文明底线上，而即使在文明的底线上，我们中-国人要注意的方面也是很多的。比如袖手围观溺水者的挣扎，这是我们的某些同胞一向并不觉得心里别扭的事，我们要想法子使他们以后觉得仅仅围观而毫无营救之念是心里很别扭的事。
　　
　　中-国不能回避一个关于所谓文明的深层问题，那就是：文明概念在高准则方面林林总总的心安理得，怎样抵消了人们寄托于文明底线方面的良好愿望？
　　
　　我们几乎天天离不开肥皂，但肥皂反而是我们说得最少的词之一；文明这个词我们已说得太多，乃因为它还没成为我们生活内容里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需要中-国的许多父亲，像那位法国父亲一样自然而然地将文明体现在某些言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