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出生的特劳德琼格从小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和母亲过活。一开始，她只是柏林元首办公室的一般工作人员，甚至都没有见过希特勒，所做的事情是打开那些女人给他的求爱信。1941年底希特勒挑选新秘书时，举行了一次打字比赛，琼格和另外9人在初选中胜出，终于在面试时见到了元首。希特勒给她的第一印象是用一种和蔼的、父亲一样的口气和我们说几句话，然后离开。希特勒用父亲一样的口气，显然对从小缺少父爱的琼格具有特别的意义。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也许只是一种惯有的姿态。对我而言，感到的却是一种保护。那是我长久以来所渴望的东西。
　　
　　琼格对希特勒父亲般的信任就此产生，在真正面试的时候，希特勒说：小*姐，你是不是愿意留在我这里？我这里总是有这样的问题我那些年轻的女秘书，总是有人要娶她们，就突然把她们带走了。也许应该让她们戴上难看的面具。琼格的回答即使不算放肆，至少也不够严肃：元首，你不必为这件事情担忧，我身边至少21年没有男人出现了。
　　
　　尽管琼格后来多次说过希特勒很像个父亲，但是在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她还是说：后来，在我成熟一些之后，我想我对他的父亲形象过于迎合了。可是，当你的父亲令你失望时，这又很容易转变为一种恨的感情。
　　
　　1945年4月29日凌晨，希特勒在地堡的会议室里娶了爱娃。婚礼仪式很简单，戈培尔和鲍曼是见证人，婚礼主持人叫沃尔特瓦格纳，是附近的一个地方官。婚礼之前，希特勒刚刚口述了他的政治遗嘱，在头顶的爆炸声中，在水泥墙因为爆炸而不停晃动的时候，希特勒向他的最后一任秘书琼格口述：
　　
　　我要与千百万留守在这个城市里的人生死与共。而且，我不会落入敌人手中。我知道他们正需要犹太人导演一场新戏，来取悦他们的歇斯底里的观众。
　　
　　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职位已经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刻，以身殉国。看到我们的农民和工人的无比功勋和业绩，看到以我名字命名的年轻一代所作的史无前例的贡献，我将含笑与世长辞。
　　
　　这是一份冗长且杂乱无章的口述文件，许多内容琼格都已经听过无数次了，不光琼格，许多德国老百姓也都在广播里听过多次了唯一新鲜的是，希特勒指定邓尼茨为他的接班人。这让琼格有一种奇怪的遭背叛的感觉，因为他口述的内容没有一个激情或者懊悔的字眼，只有可怕的愤怒。我记得当时自己在想：上帝啊，他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一如既往！从这里可以看出，琼格前文所说的恨，在此时还只是一种孩子似的、温和的不理解和抱怨。
　　
　　当希特勒在举行婚礼后的小型酒会时，琼格正在整理和打印这份遗嘱。工作还没有完成，希特勒就进来了，戈培尔和鲍曼也进来了。文件一式三份，希特勒签完后就去睡觉了。
　　
　　相较于希特勒，琼格对爱娃的喜欢也许更多。爱娃在结婚的第二天，也就是她死去的当天，还把琼格叫到自己的房间里聊天。对一个准备赴死的人来说，有个人聊天当然可以免去胡思乱想的痛苦，但找谁聊天显然需要好好挑选。爱娃挑选琼格，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天南海北地聊了一会儿之后，爱娃打开衣橱，拿出她最喜爱的银狐皮草，并把它当作告别礼物送给琼格。当然了，在那个时刻，琼格肯定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件名贵的皮草，但是她仍心怀感激。几个小时后，琼格与希特勒夫妇告别。她后来的回忆是这样的：
　　
　　我的眼中只有元首。他慢慢地走出房间，身体弯曲得更厉害了。他站在打开的门边，跟每个人握手。我可以感受到他右手的温度。他的眼睛对着我，但并没有在看我。他似乎已经远行。他对我说了些什么，但我没有听到。我没有听见他最后的遗言。我们一直等待的时刻已经来临，我动弹不得，几乎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只有当爱娃布劳恩走到我面前时，我才恢复了神志。她微笑着拥抱了我。拜托尝试着离开这里，你也许可以逃得掉。代我向巴伐利亚问好。
　　
　　希特勒夫妇自sha的枪声响过后，琼格给自己倒了杯烈酒。当时，整个总理府都变得疯狂，第二天，琼格开始准备逃走。从地堡出来之前，她看见希特勒的飞行员汉斯鲍尔取下了希特勒的那张腓特烈大帝画像，就想也拿走希特勒的手套，但是最终她还是没有拿，她也没有拿走爱娃送给她的皮草。她甚至没有带钱、衣服和食物，只带了几张照片和一盒香烟，还有希特勒送给她的手枪和氰化物胶囊。
　　
　　琼格虽然是希特勒的秘书，但她并未加入纳粹党，所以战后她并未被审判。因为战后的西德很少谈论这段历史，所以直到上世纪60年代，琼格才开始从报道中了解到集中营的相关情况，才开始忏悔。如果说恨，想来这个时候她对希特勒才会有真正的恨。她在一家杂志社工作，但集中营里惨绝人寰的故事让她患了抑郁症，于是不得不提前退休。退休之后，她花费大量精力为盲人读书。她为什么要为盲人读书呢？也许是她想到了当年。那时的希特勒不也是一个盲人吗？可惜他不会听她读书，而只会不停地说，让她记录下来，du害世界。希特勒du害了整整一代德国青年，琼格只不过是其中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