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理智是很容易的事，恢复理智则需要一个过程。这个道理自古皆然，但自从有了病du式传播的新媒体之后，情况好像变得更严重了。

前段时间，“人贩子一律死刑”的呼喊在朋友圈里刷屏。一个叫罗胖的家伙，据说为此拉黑了一百多个好友，理由是这些人让他害怕，让他感到文革分分钟就会重来。我没有他那么绝情，甚至觉得他有点夸张。我很理解丢孩子的恐惧，很多年前，我甚至亲身体会过这种恐惧。如果不是一位和我相熟的黑车司机帮了我的忙，我大概早就成了一个悲伤的父亲。尽管如此，我仍然反对“人贩子一律死刑”的主张。

那些呼吁“人贩子一律死刑”的人，内心存在一种幻想，好像只要在立法上确立了人贩子的死刑罪名，人贩子马上就会死光光，至少会被吓得改邪归正。真没这么简单。死刑在吓阻犯罪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这一点在国外已经有太多的研究成果，不复赘述。就假设真的修改了刑法，给所有的人贩子判死刑，那首先也得抓到人贩子才行啊。如果我们拥有的是一个低效的执法体系，连找回丢失的孩子都很困难，又上哪里去找人贩子呢？反过来，倘若执法机关反应足够快，应急机制足够灵敏，区域合作、信息共享、资源发动足够有效，能够很快找到人贩子，那么，判不判他死刑其实也就无所谓了。冷静下来想一想，其实不难想通这个道理。

我国现行刑法里有非常多的死刑罪名，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也不少，但安全感是否因此有所提升呢？不好说。死刑这种自古有之的严酷刑罚，早就超越了单纯的法理问题，成为一个社会的总体文明水平的镜像。如果多数人都坚持死刑，死刑就会存在、就会合理。如果反对死刑的人更多，或者，反对死刑的思想更加有力，以致于成为一种立法理性，死刑就会被废除。从朋友圈的表现看，死刑在中国大概还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这其实也是一件挺悲哀的事情。我总觉得，人们只有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跳出历史惯性，社会才能得到进步，死刑问题尤其如此。

说来有点奇怪，那些呼吁“人贩子一律死刑”的人，其实是以心地柔软的妈妈为主体。她们未必有多么喜欢死刑这个东西，如果让她们目睹一次死刑执行，估计她们绝大多数人都会崩溃。她们甚至清楚地知道，无论她们喊得多么卖力，立法机关也不可能真的为此修改刑法。给人贩子一律判死的可能性，与取消死刑的可能性一样小。在我看来，她们之所以如此呼喊，一部分是因为从众心理，另一部分则是以此宣泄内心的恐惧。她们太害怕了，所以她们想要拥有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死刑。可惜的是，她们要找的是一种她们不可能拥有、也不可能有效的东西。

把绝对的无能转化成全能，把对丢孩子的恐惧转化成对死刑的召唤，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心理过程，它反映了人们面对不可知的威胁时的极度焦虑。无论在微博还是微信上，丢孩子、抢孩子的传言最容易获得转发，很多老掉牙的谣言一再“转世”，仍能赚得人们的眼泪，其背后所隐藏的都是某种防卫机制。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只要有一点点差池，就有可能堕入骨肉分离的苦海，人们怎么能不害怕呢？

要想战胜这种恐惧，只能寻找更为现实的路径，比如请政府帮忙。聊什么事情最后都扯到政府头上，这种思考习惯当然是要不得的。但在防止儿童受到不法侵害这个问题上，政府和立法机构还真是责无旁贷，因为只有政府才拥有足够丰富的资源，只有立法机关才能制定法律、要求政府动用一切手段保护儿童。像“随手拍”这样的群众运动，尽管能够在网络上形成一种人人喊打的幻觉，但对于隐蔽的人口买卖犯罪却毫无用处。

这些年来，公安机关的打拐行动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效。以往公安机关在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时，经常要悄悄地进村、偷偷地撤退，现在情况似乎好多了。但是，在打击拐卖人口方面还存在很多薄弱的基础环节。在立法层面，对收买人口一方的刑事处罚过轻，一直是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在制度和行动层面，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一个资源整合、信息发布和快速搜救的立体体系，执法机关有时陷入孤掌难鸣的窘境，丢失儿童的父母更是求告无门。如果看过刘德华主演的电影失孤，对此当有更深切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