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万字，300多页，26个农民的奋斗史，以展现现代中国农民群像的方式完成硕士论文研三学生曾维康开创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先例，也圆了自己的乡土梦。

乡土情结的苏醒

中等身材，皮肤略黑，湖北口音，笑起来憨憨的。这个乍看没什么特别的小伙子，提起自己的硕士论文，立马神采飞扬。

论文的题目是《农民中国：江汉平原一个村落26位乡民的口述史》。那个村是曾维康生长的地方，他们中有为村里修石子路的乡镇企业家；有在窘境中下课的村支书；有身份从民办到代课再到聘任的乡村教师；有为逝者超度亡魂的乡村道士；也有赤脚医生、打工能人、走出农村的大学生、留守在家的老干部

如此集中、翔实地展现中国农民群像及其心声，在共和国新闻史上尚属罕见。作品不仅突出展现了当下中国农民的原生态，而且为社会史、政治史、心态史、民俗史等提供了颇有参考的一手文献。曾维康的导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说。

然而，曾维康最初决定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硕士论文时，对这层意义并没有清晰的预见，只是最敏感、最柔软的那部分情感被触碰之后，泛滥般苏醒。

2009年春节，曾维康回湖北老家过年，正赶上雨雪天气，村里的土路一片泥泞。这还叫一条路啊！乡亲们的抱怨声不绝于耳。曾维康问村里的长辈：这么多年了，村里怎么也不修一条像样的路？问题一抛出，路过的村民们争先恐后、愤愤不平地跟他讲了一个下午。

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选题，他顺藤摸瓜，从一个村30年没有修起村公路说起，完成了1.5万字的调查报告村级财政如何走向瘫痪》。报告总结出该村财政陷入瘫痪的汉堡模型：上有上级部门的催款逼债、乱收费、乱罚款、随意摊派各类集资款；下有农民增收困难，农户拒缴农业税费等各种矛盾。相形之下，村委会犹如汉堡里一块被夹击的牛肉，腹背受敌。

一种从未如此清晰的感悟冲击着他：我在农村看到了问题的存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民过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曾维康说，其实，农民是一个渴望被倾听的孤独群体，在田间劳作的时候，陪伴他们的只有牲畜；在外面打工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遇到不公平的时候，他们只是咬咬牙，生闷气。但是，只要你能融入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会对你掏心掏肺，你会发现，他们竟然有那么多故事。

同时，他发觉，很多文学作品、新闻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并不完整，农民常常扮演被代表的角色。我想告诉大家，现代中国农民到底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我的论文我的梦

2010年4月，曾维康接到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老院长、《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打给他的电话：我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看完了你的开题报告，很激动，也很感动。你写的话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意义很重大这是我家电话号码，有什么困难随时打给我。

老院长的鼓励让曾维康更加坚定了通过论文来表达乡土情结的信念。

然而，对曾维康来说，这毕竟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作为一个当局者，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客观性？在价值判断上，写这二十几个老百姓的价值何在？不就是那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吗？身边部分人的质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他仍然怀疑自己。

不能向前看时就多向后看看。曾维康想到范院长在谈及一本文集的出版时曾说：我忽然改变主意，应出版社之约将一部分已经过时的杂拌儿结集出版，原因之一是想起了朱穆之同志的一番话，想为年长、年轻的朋友提供一点向后看的标志物，从而更加坚定向前看的信心和勇气。

向后看给困境中的曾维康带来了巨大的收获：那种对写作初衷的再一次追问，使他获得了重拾自信的勇气，他把这种收获概括为寻找到最初的美好为农民立传是我在研究生毕业之前的一个梦想。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

被这份实现梦想的美好引诱着，曾维康辗转鄂、湘、粤等地，历时3个多月进行采访，任由农民在做什么，农民在想什么这两个问题像一位总司令一样，对我颐指气使。

那段日子里，在湖北老家的田间地头，他干完了自家的农活，就跑到别人家的地里找老乡，挽起裤腿，戴着草帽，蹲在田边，给老乡递上一支烟，喊上一句：大爷，您这地耕得好啊！老乡便兴高采烈地打开了话匣子。赶上下雨天是最好的，乡亲们不能干农活，他就跑到老乡家里作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