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基础
梁漱溟5岁开蒙，读过《三字经》和《百家姓》后，就在接着要读四书五经的当口，赶上了变法维新。父亲梁巨川本来就不赞同儿童读经，此时借停科举、废八股之机，便断了儿子的读经之路，让他去看《地球韵言》。此书的内容，顾名思义，多是一些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之类，说的是世界大势。第二年，北京出现了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漱溟便被父亲送到这里读书。后虽因社会动荡，他转过几次学，11岁时还曾回家请先生教读一年，但仍不习四书五经，而是读小学课本，他后来曾回忆说：我对于四书五经至今没有诵读过，只看过而已。这在同我一般年纪的人是很少的。1906年，13岁的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业于顺天高等学堂。这便是梁漱溟最后的学历。
梁漱溟曾说：我的自学始于小学时代。在同龄孩子死背四书五经的时候，他却能津津有味地看着一种课外读物《启蒙画报》。
在中学时代，梁漱溟依然不看正书而读报，这在与梁漱溟同辈且齐名的学者中，似乎很难找到这样类似的成长经历。这应该归因于父亲对他的放任。梁漱溟在一些回忆文字中，也曾反复申明过。他说：由于先父对子女采取信任与放宽态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见为止，从不加干涉，同时又时刻关心国家前途，与我议论国家大事，这既成全了我的自学，又使我隐然萌露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而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汉生活。这种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学起即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追求不已。
正因如此，梁漱溟与那些国学大师们，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他们是先打基础，然后专心问学，梁漱溟则说：我本来无学问，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来，实来自我的问题，来自我的认真。因为我能认真，乃会有人生问题，乃会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学。他颠覆了治学之路上的某些铁的定律，这是尤其发人深思的。同时，父亲对梁漱溟的影响，不仅是深刻的，而且是持久的。1918年，梁巨川在60生辰的前三天，因忧国而投湖，临走前他还在和儿子讨论国际形势，他问梁漱溟：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点头说：能好就好啊。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不是学者
梁漱溟是不是学者，这本来不成问题。1916年，他23岁时就在蔡元培校长的引荐下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系），次年开讲，先讲印度哲学，再讲儒家哲学。讲儒家哲学时，因听者踊跃，除一般学生外，还有三四五十岁的前辈，还有一些当时及后来的风云人物。四年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更使他享有新儒学先驱者的盛名。他是因学问而出名的，世人历来也是以知名学者来看待他的。
但是，梁漱溟本人却一向不自视为学者，也一向不为了学问而做学问。他生前曾在许多文字或演讲中明确表态。1930年，他在题为《我是怎样一个人》的文章中写道：大家误解我什么？这就是误认为我是一个学者，甚或说是什么哲学家、佛学家、国学家这真是于两面都不合适：一面固然糟蹋了学者以及国学家；一面亦埋没了我简单纯粹的本来面目谈学问，在我只是不得已，非是有心我只是好发生问题尤其易从人事上感触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外人看我像是在谈学问，其实我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我的问题而已，志不在学问也。我一向之谈哲学，谈心理学，始终是此态度；今日所谈又涉及政治与经济，仍不外此。
此时，梁漱溟不足40岁，他的后半生，依然没有变。在梁漱溟看来，儒学也好，佛学也好，都是人生实践之学。他曾说：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认为如果在大学讲堂里把孔子学说只当做哲学思想来讲，则其固有精神实质亡矣！梁漱溟曾再三强调，孔子的学问是专门致力于人的身心进于自觉、自主，使人的生命整体上有所变化和提高，将自己的智慧用于修养实践上。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儒家的精神用在自己身上，用在人类社会。这个观点贯穿于梁漱溟的一生，他晚年依然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人有的是需要学习的东西，而中国古书汗牛充栋，除了少数研究者，未必人人都要去读，但有一本书，即《论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可不读的。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曾与梁漱溟有过十余次长谈，他称梁为最后一个儒者。1924年夏天，他在当讲之年毅然辞去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北大教职，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大学的讲台上。当时也有几所大学请梁漱溟去，但梁漱溟谢绝了这些邀请。多年后，他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又说：我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的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在这样的信念驱动下，梁漱溟南来而北往，数十年如一日，奔波于他的人生实践之路。
请看梁漱溟的若干经历：他在1924年（31岁）辞去北大教职后，先用七八年的时间，到山东、广东、上海、山西、河南等地办学和考察。自1931年起，梁漱溟落脚山东邹平，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两年后，他把妻子及两个孩子从北平接到邹平，全家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等于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他的长子梁培宽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邹平县城很小，一个百货店都没有没有水电，我们生活在那里，吃的是井水，点的是油灯。当然也没有什么剧院影院之类的文化场所，除了县城西关在逢五逢十两天上午集市中有一番熙熙攘攘的热闹，平日县城里总是冷冷清清，基本上过的就是农村生活父亲平时在研究院与学生同吃同住，只是偶尔回趟家。
在这样的环境里，梁漱溟一干就是七年。梁漱溟曾在若干场合对这七年有过简略总结。例如半个世纪后，他在自撰的《生平述略》中说：1931年与同仁赴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研究院它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组织能力，普及文化，移风易俗，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此项试验在进行七年之后，终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被迫停止。
抗战的爆发，让梁漱溟为之努力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戛然而止。但随后他进入了自己政治上的活跃岁月。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和毛泽东谈话达八次之多（其中两次通宵达旦）。1939年2月，梁漱溟赴晋冀豫皖苏鲁等地的敌后游击区巡视，与g*-党将领蒋鼎文、阎锡山、卫立煌、程潜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罗荣桓、陈光、彭雪枫等都进行了会晤，在枪林弹雨、风餐露宿甚至上顿不接下顿的严酷环境中度过了八个月。他后来在回顾这段经历时，用了历经艰险四个字。1940年底，梁漱溟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共同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试图以第三方面的力量协调国共两党关系，促成两党的团结，以求抗战的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梁漱溟于1946年4月接任民盟秘书长。直到晚年，他在一次带有总结性的演讲中依然这样说：我不是一个书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家、理论家，我是一个实行家、实干家我是一个要实践的人，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
30岁到50岁，被视为生命的黄金时期。学者们的代表作，也大多出自这个年龄段。而梁漱溟从31岁退出北大后，二十余年间奔走于社会，他参与的所有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无疑都属于在儒家大义指导下的远离书斋的人生实践。自这个意义上看，梁漱溟虽享学者之名，实乃一个社会活动家。而他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出发点，也就是他一生不断思考和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问题，二是人生问题。
脱离了俗念
1934年，梁漱溟写过一篇题为《三种人生态度》的文章，当中的第一种，他称之为逐求，并解释说：此意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饮食、宴安、名誉、声、色、货、利等。纵观梁漱溟的一生，上列逐求的东西，他都看得很淡，甚至视而不见。他在回答艾恺的问题时说：我总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觉得茶，它有点兴奋性。我都不要喝茶；白开水好。我吃饮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类，人家认为好吃的东西我都不要吃，并且我吃得还很少。上世纪50年代初，梁漱溟在一个《自我检讨提纲》上，也写过这样的话：志不在温饱，恶莫大于俗，以俗为耻。许多事例表明，梁漱溟达到了这个境界。
梁培宽曾这样评价父亲：一辈子的态度都是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拖累所奔赴的大事，是他的原则。梁培宽拿自己为例回忆说，母亲在世时，家事都由母亲操办，1935年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把他们兄弟两人交给学校或亲戚家照管生活。而父亲对自己和弟弟的教育，一向采取放任的态度，从小学到中学，父亲从不过问我的考试成绩，从没有向我要过成绩单。考大学这样的大事他也不管不问。我上初一的时候，考试成绩一般都是中等，父亲也没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一年寒假，学校突然通知我补考地理，那时是60分及格，我考了59分。通知单寄来时，父亲刚好在旁边，我就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一个字都没有说就还给我了，没有不满的表示或任何批评。我理解他的意思，不及格是怎么造成的，你自己清楚，不需要我说，我也说不出来；不及格之后应该怎么办，你自己也应该知道，也不需要我多说。在梁培宽的记忆中，这是父亲唯一一次看到自己的成绩。后来涉及到子承父业的问题时，梁漱溟明确表示，如你们有此意，也很好，但他本人并无此要求。他的意思是，只要你将国家和社会需要作为考虑自己前途的出发点，干大事小事，干这种事那种事，全由自己决定。像梁漱溟这样以如此态度对待子女的成长，在今天，恐怕是没人能做到了，即使是在当时，在当时的名家当中，也没几个人能做到。不仅是子女的成长，世俗所看重的许多模式，在梁漱溟看来，都不是不可以破的。例如过年，在梁漱溟的生活中就几乎不存在。1930年在河南辉县办村治学院时，他给亲戚写信说，看到老百姓生活之苦，就没有心思回北京过年了。那时兵匪不分，这个年，他是和衣而睡，在分不清鞭炮声和枪声中一个人度过的。1935年春节，他在上海访问军事家蒋百里。1936年春节是在梧州到南宁的途中过的。1938年初梁漱溟去延安，归途坐火车到开封时恰值大年三十晚上，他一个人住进河南旅馆，就这样把年过了。1939年春节，他正在前往敌后巡视的途中，2月18日的日记记道：旧历除夕，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1940年春节，梁漱溟觉得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便利用寒假带两个孩子去重庆北碚，除夕是在附近的缙云寺里过的。解放后，生活稳定，不再东奔西跑，过年时他也和平时一样，一般都是在写作，从没把它当做什么特别的日子。
很多名人在本业之外，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爱好。上世纪30年代，留美女学者俞庆棠曾问梁漱溟有什么爱好，梁答：我的爱好是思考问题。俞听后说，这太可怕了！思考问题本是一种工作，怎么能够当******好呢？梁漱溟的一个学生有一次和梁漱溟夫妇同坐一趟火车，见梁夫妇间一路无话，就对梁漱溟说，旅途中应该聊聊天，怎么你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梁漱溟说，你不要以为我是在闲着，你看我闲的时候可能是我最忙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个爱好，梁漱溟在北大教书时一度脑子总停不下来，以致严重失眠，身体不能支持，向蔡元培校长提出过辞呈。他曾说，自己的头脑好像一条长的绳索，发挥放射出去，就收不回来。他也曾在一个记事本上写过这样两句话：思想就是消遣，工作不是负担。
梁漱溟信佛，甚至被许多人视为佛学家。但他从不烧香拜佛，家里也从不供奉佛，入庙也只是参观式地看看。梁漱溟的信佛，和芸芸众生从利害出发许愿还愿那一套是两回事。宗教信仰在境界上有高低之分，后者满足于偶像崇拜，心态上并没有脱俗；前者则是从佛理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梁漱溟正是出于对佛教教义、教理的理解和推崇而走进佛学的。但形式上的一些东西，他并不去追求。例如他的食素，和僧人的吃斋是不一样的，类似牛奶、鸡蛋这些能提供人体必须摄取的营养的食品，他并不一概拒绝。梁漱溟被称为新儒学的奠基人，但他从不以这个称号自居，就是对孔子的学说，自己也只是在其殿堂之外往里看，看到了一些，还不敢说已登堂入室，只是比有些人多一点罢了。他的这种学术境界，在当年和今天，都是十分难得的。
交游之道
梁漱溟一生交游甚广，和包括国共两党领袖在内的无数人物打过交道。
梁漱溟在邹平进行乡村建设活动时，韩复榘是山东省主席，不能不借重他的权力，也就不能不与其来往。梁漱溟在北大教书时与毛泽东相识，算是有旧。1938年他到延安访毛泽东，并多次长谈，都是在讨论问题，而非叙旧。梁漱溟在抗战期间曾与许多第三方面人士频繁接触，也是着眼于大敌当前、缓解国共间的矛盾，不致让抗战力量削弱。他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必须联合更多的人，共同努力，从而形成力量。
梁漱溟在工作中与人交往，始终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把合作共事看做大方向。他与共事者之间并非没有分歧，他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是没有看法。例如罗隆基和章伯钧，均属于有才干而活跃的人物，但也都有自己的短处，政治上不无野心，梁漱溟对此心里有数，并不赞同，但为了大局，他还是愿意并努力与他们合作，意图很明确，就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正是这种毫无杂念的行事原则，让梁漱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写到这里，不免想起一句话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一句人人都听说过的并不新鲜的格言，也是一句人人都明白它在更多时候不过是当做口号来喊喊的格言，但是，梁漱溟做到了。这句话可以用来概括梁漱溟的一生，也可以用来回答本文题目的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