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沈从文的一个重要关口：他转入了在历史博物馆三十年的日子，一生由此断然分成鲜明的两段：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事隔多年，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在北京崇文门寓所平静地回忆道：
1949年二三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片自sha，割脖子上的血管
而沈从文在一封未寄出的长信中谈及在革命大学心情：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得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他在信中连续四次说到个人渺小。对沈从文相知较深的老同事史树青回忆，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迹，但他后来一概不谈自sha之事。
历史博物馆及国家文物局历任领导对沈从文的转业充满复杂而微妙的情感。老同事杨文和说：馆里有一段对沈先生不好，沈先生情绪低落。沈先生要什么不给什么，沈先生要一间办公房，馆里就是不撒口。我曾听一位副馆长说，沈从文，哼，鸳鸯蝴蝶派!
在原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陈乔的记忆中，历史博物馆的几任领导都把沈从文看成是统战对象：张文教是馆里第一任书记，50年代初就到了馆里。他看不起旧知识分子，对沈从文这样的专家不太客气，动不动就训人一顿，训得太严。而且张经常诈人，让人交待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