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进入了汤用彤先生的家，嫁给了他的长子1951年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的汤一介。结婚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汤家举行。按照我们的策划，婚礼只准备了喜糖、花生、瓜子和茶水。晚上8点，我的同班同学、共青团委员会的战友们和党委的一些领导同志都来了，气氛热闹活跃。如我所想，这是一场反传统的婚礼，没有任何仪式，连向父母行礼也免了，也没有请父母或领导讲话。汤老先生和我婆婆坐在北屋的走廊上，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嬉闹。后来，大家起哄，让我发表结婚演说。我也没有什么新娘的羞怯，高高兴兴地发表了一通讲话。我至今还记得讲话大概的意思是，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和谐的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有左派幼稚病！两位老人脾气非常好，丝毫不动声色，还高高兴兴地鼓掌，表示认同。后来，两位老人进屋休息，接着是自由发言，朋友们尽情哄闹、玩笑。汤一介的一个老朋友、闻一多先生的长子闻立鹤，玩笑开得越来越过分，甚至劝告汤一介，晚上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说什么敌进我退敌退我攻之类，调侃之意，不言自明。我当即火冒三丈，觉得自己受了侮辱，严厉斥责他不该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来开这样的玩笑！大家看我认真了，都觉得很尴尬。我的婚礼就此不欢而散。我和汤一介怏怏不乐地驱车前往我们的新房。为了划清界限，自食其力，我们的新房不在家里，而是在汤一介工作的北京市委党校宿舍的一间很简陋的小屋里。

第二天，汤老先生和我婆婆在旧东单市场森隆大饭店请了两桌至亲好友，宣布我们结婚，毕竟汤一介是汤家长子啊。汤老先生和我婆婆要我们参加这场婚宴，但我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做法，结婚后首先要抵制的就是这种旧风俗习惯。我和汤一介商量后，决定两个人都不去。这种行为现在看来确实很过分，一定伤了两位老人的心。但汤老先生还是完全不动声色，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

毕业后我到北大工作，院系调整后，汤老先生夫妇也迁入了宽敞的燕南园58号。校方认为没有理由给我再分配其他房子，我就和老人住在一起了。汤老先生和我婆婆都是很有涵养的人，我们相处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他俩红过脸。记得有一次早餐时，我婆婆将汤老先生平时夹馒头吃的黑芝麻粉错拿成茶叶末，他竟也毫不怀疑地吃了下去，只说了一句今天的芝麻粉有些涩。汤老先生说话总是慢慢的，从来不说什么重话，因此曾有汤菩萨的雅号。这是他去世多年后，学校汽车组一位老司机告诉我的，他们至今仍然怀念他的平易近人和对人的善意。

汤老先生确实是一个不大计较名利的人。像他这样一个曾经在美国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学者，在院系调整后校方竟不让他再管教学科研，而让他当分管基建的副校长。那时，校园内很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缓慢的脚步和不高的身影。他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常说事情总需要人去做，做什么都一样。

可叹这样平静的日子也并不长。1954年，在《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的那个会上，领导要他发言。他这个人是很讲道德的，不会按照领导意图，跟着别人讲胡适什么，但可能他内心很矛盾，也很不安。据当时和他坐在一起的时任北大哲学系主任的郑昕先生告诉我们，晚餐时，汤老先生把面前的酒杯也碰翻了。他和胡适的确有一段非同寻常的友谊。当年，他从南京中央大学去北大教书是胡适推荐的。胡适很看重他，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去台湾，把学校的事务都委托给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他和秘书长郑天挺。《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对他的打击很大。当晚，回到家里，他的表情木然，嘴角也有些歪了。如果有些经验，我们应该当时就送他上医院，但我们都以为他是累了，休息一夜就会好起来。没想到第二天他竟昏睡不醒，医生说这是大面积脑出血，我们立即将他送到协和医院。马寅初校长对他十分关照，请苏联专家会诊，又从学校派了特别护士。他就这样昏睡了一个多月。

这以后，他手不能写字，腿不能走路，只能坐在轮椅上。但他仍然手不释卷，总在看书和思考问题。我尽可能帮他找书，听他口述，然后笔录下来。这样写成的篇章，很多收集在他的《饾饤札记》中。

1958年我被划为右派，当时我正好生下第二个孩子，孩子刚满月我就上了批斗大会，几天后快速定案。在对右派的6个处理等级中，我属于第二类：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立即下乡接受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6元。

汤老先生是个儒雅之士，哪里经历过这样疾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而且这斗争竟然还闹腾到自己家里来了！他一向洁身自好，最不愿意求人，也很少求过什么人，这次，为了他的长孙我刚满月的儿子，他非常违心地找了当时的副校长江隆基，说孩子的母亲正在喂奶，为了下一代，能不能缓期去接受监督劳动。江隆基是1927年入党的，曾经留学德国，是一个很正派的人，他同意让我留下来喂奶8个月。我喂奶刚满8个月的那一天，下乡的通知立即下达。记得我离家时，汤一介正在黄村工作，未能见到一面。趁儿子熟睡，我踽踽独行，从后门离家而去。偶回头，看见汤老先生隔着玻璃门，向我挥了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