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过荒诞的小说,但是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荒诞派作家,因为我也写过不荒诞的小说。荒诞的叙述在我们的文学里源远流长,已经是最为重要的叙述品质之一了。从20世纪西方文学的传统来看,荒诞的叙述也是因人因地因文化而异的。
卡夫卡的荒诞是饥饿式的,是穷人的荒诞,而且和他生活的布拉格紧密相关。卡夫卡时代的布拉格充满了社会的荒诞性,即使今天的布拉格也仍然如此。
有个朋友去参加布拉格的文学节,回来后向我讲述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文学节主席的手提包被偷了那个小偷大模大样走进办公室,坐在他的椅子上,当着文学节工作人员的面,逐个拉开抽屉寻找什么,然后拿着手提包走了。傍晚的时候,文学节主席回来后找不到手提包,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是一个长得什么样的人拿走的,以为那人是他派来取包的,他才知道手提包被偷走了。
手提包里是关于文学节的全部材料。这位主席很焦急,虽然钱包在身上,可是这些材料对他很重要。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小偷回来了,生气地指责文学节主席,为什么手提包里面没有钱。文学节主席看到小偷双手空空,问他手提包呢,小偷说扔掉了。文学节主席和几个外国作家、诗人(包括我的朋友)把小偷扭送到警察局。几个警察正在楼上打牌,文学节主席用捷克语与警察说了一通话,然后告诉那几位外国作家、诗人,说是警察要打完牌才下来处理。他们耐心等着,等了很久,一个警察很不情愿地走下楼,先是给小偷做了笔录,做完笔录就把小偷放走了。然后给文学节主席做笔录,再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做笔录他们是证人。这时候问题出来了,几位外国作家、诗人不会说捷克语,需要找专门的翻译过来,文学节主席说他可以当翻译,将这几位证人的话从英语翻译成捷克语,警察说不行,因为文学节主席和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认识,要找一个不认识的翻译过来。文学节主席打了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一个翻译,等翻译赶到,把所有证人的笔录做完后,天快亮了。文学节主席带着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离开警察局时,苦笑着说,那个小偷正在做美梦呢。我的朋友讲完后说:所以那个地方会出卡夫卡。
还有马尔克斯的荒诞,那是拉美政治动荡和生活离奇的见证,今天那里仍然如此。前天晚上,我作品的巴西译者向我讲述了巴西的种种现状。她说自己去一个朋友家,那儿距离自己家只有一百米,但如果天黑后,她就要叫一辆出租车把自己送回去,否则就会遭到抢劫。她说平时口袋里都要放上救命钱,遇到抢劫时递给劫匪。她的丈夫有一天晚饭后在家门口的小路上散步,天还没黑,所以没带救命钱,结果几个劫匪用枪顶着他的脑门,让他把钱交出来,他说没带钱,一个劫匪就用枪狠狠地砸向他的左耳,把他的左耳砸聋了。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巴西著名的球星卡洛斯夏天休赛期回到巴西,正开着他的跑车兜风,手机响了,是巴西一个有上亿人收听的足球广播节目的主持人打来的,主持人要问卡洛斯几个问题,卡洛斯说让他先把车停好再回答。等他停好车准备回答问题时,一把枪顶住了他的脑门,他急忙对主持人说,先让他把钱付了再回答问题。差不多有几千万人听到了这个直播,可是没有人觉得奇怪。
美国的黑色幽默也是荒诞的,是海勒他们那个时代的见证。我要说的是,荒诞的叙述在不同的作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那里表达出来时,是完全不同的。用卡夫卡式的荒诞去要求贝克特是不合理的,同样用贝克特式的荒诞去要求马尔克斯也是不合理的。这里浮现出了一个重要的阅读问题,就是用先入为主的方式去阅读文学作品是错误的。伟大的阅读应该是后发制人的,就是怀着一颗空白之心去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内心迅速地丰富饱满起来。因为文学从来都是未完成的,荒诞的叙述品质也是未完成的,过去的作家已经写下了形形色色的荒诞作品,今后的作家还会写下与前者不同的林林总总的荒诞作品。文学的叙述就像是人的骨髓一样,需要不断造出新鲜的血液,才能让生命不断前行,假如文学的各类叙述品质已经完成了,固定了,那么文学的白血病时代也就来临了。